当前，中国正出现了一股“历史热”，从几年前的影视界“热”到了当前的出版界。

　　如何看待历史热？这无疑有可喜之处，体现了人们对本民族历史的关注，其中还有一批作品抱着以古喻今之心，为现实寻找答案。但另外一面，我们还应看到，有更多的作品令人不敢恭维，这类作品不去忠实地传播历史知识，更谈不上弘扬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而是竭力挖掘皇室秘事和宫廷斗争，“权谋”是这些作品展示的核心内容。

　　这种作品满足的只是大众的偷窥欲望，它们可以在一时间娱乐大众，但对提高大众的心智却有害无益。尤为值得担忧的是，不少人还将这种展示“权谋”的作品当作自己的行动指南，冀望“历史的经验”能够为自己的前程助一把力――《曾国藩阴阳谋略》一类书充斥书店的原因就与此相关。

　　这样的历史热显然并不健康，从更深的层次来讲，它非但无助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相反极有可能助长封建主义的死灰复燃。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正在发生着的现实。甚至远在美国的著名哲学家李泽厚都时有耳闻，他曾跟笔者谈到一个例子――号称“龙乡”的某地数十人同时在一大幅布面上绣出龙的形象,说开工那一天和完工那一天,都下了雨、雪，当地电视台把这件事情说得神秘兮兮,大有天人感应、龙的神灵出现的味道。

　　当然，这样说并非要否定历史研究的意义，关键是我们需要怎样的历史研究。笔者以为，还是应当回到古人所说的“以史为鉴”，它不仅是历史研究的原则，也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对历史的研究应着眼于未来，它不可为历史而历史，更不可成为个人的权术教材。

　　世界的经验也同样如此。不妨看看阿尔文·托夫勒是怎样观察历史的，他的视野回溯到一万年前：人类社会的第一次浪潮产生于约公元10000年以前，人类第一次培育农作物，宣告了农业时代来临。第二次浪潮始于18世纪，以工业革命为契机，人们离开农场，涌向大城市寻找生机。总结历史，他认为20世纪后半叶，人类进入到第三次浪潮，也就是“信息时代”，信息技术和社会需求成为它发展的强大动力，整个世界融为一体，人们将打破国界，寻求合作。

　　《第三次浪潮》成为影响世界的书籍，它被译成30多种语言，发行上千万本，影响了包括韩国前总统金大中和美国在线总裁史蒂夫·凯斯在内的几代人。连中国也受其泽惠，“就像革命的先辈一样，我们的使命注定是创造未来”，书中的这句话曾令无数中国学子豪情满怀，如今其中的许多人已经成为引领中国新经济的佼佼者。

　　还可以看看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是如何研究历史的，他通过对1500年来各个大国的翔实研究，总结了大国兴衰的规律，并对未来世界格局做出预言。虽是一家之言，《大国的兴衰》1987年出版后震荡了美国政界、学界，并至今拥有广泛影响。

　　类似的例子在西方历史学界不胜枚举，不管是汤因比的《历史研究》还是斯塔夫理阿诺斯《全球通史》，这些作品之所以能够成为名著而一版再版，与其强烈的现实关怀和未来意识密不可分。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学者是历史学家，也是国情专家，更是未来学家。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也正因此，我国才有二十五史流传至今，煌煌史册，光照寰宇。如今的中国正致力于追求民族复兴的伟业，在世界的眼中，中国也已然是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但是此大国非彼大国，我们冀望的大国并非封建时代的汉唐盛世，而是全球化时代的大国，这是一项全新的事业，需要时刻具备面向未来的眼光，其中也当然包括对待历史的态度。看看国外历史学大家的研究，再对比中国的“历史热”，不得不说我们的“历史热”中出现了一股值得警惕的逆流。▲

　　（作者是北京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