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告诉我们，文化冲突是不能用征服或消灭来解决的。文化根植于人的内心，征服或消灭只能是暂时的，结果总是“怨怨相报”，制造新的仇恨。中国人讲究的是“冤家宜解不宜结”，解即“化解”。“化解”就是沟通、对话，达到相互理解。中国文化所追求的从来不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拯救”，更不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覆盖或征服，而是文化的多元共存，保护文化生态的自然发展。

　　多元共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表现为“和而不同”。“和而不同”的重点是“和”。“和”的本义是指不同事物的协和并存，也就是探讨诸多不同因素在不同的关系网络中如何共处。不同事物的并存并不是在各自孤立的状态下静态地并存，而是在不断的对话和交往中，从互相矛盾乃至抵触，到互相认识、互相吸取补充，并以自身的特殊性证实人类共同的普遍性的存在，这是一种在相互关系中不断变化的、动态的并存。

　　在中国，儒家立论的基础是人和人的关系，道家立论的基础是人和自然的关系，都是不同的领域内探讨如何“和而不同”。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理想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和“道并行”是“不同”；“不相害”、“不相悖”则是“和”。庄子的最高理想是“太和万物”，使世界达到最完满的和谐。作为儒家核心的道德伦常观念，力图找到两者之间关系的和谐与适度。所以说：“礼之用，和为贵”。“礼”是共同遵守的原则和规范，它必须在和谐、适度的前提下才能真正实现。这种在“适度”的基础上，不断开放，不断追求新的和谐发展的精神，为多元文化共处，化解矛盾冲突提供了不尽的思想源泉。

　　现如今，西方对非西方文化的态度的转变提供了化解文化冲突的可能。经过２００多年的发展，后期资本主义文化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危机。正如法国著名思想家埃德加·莫兰所说，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包含了自我中心的闭锁与孤独；它的盲目的经济发展给人类带来了道德和心理的迟钝，造成各领域的隔绝，限制了人们的智慧能力，使人们在复杂问题面前束手无策，对根本的和全局的问题视而不见；科学技术促进了社会进步，同时也带来了对环境、文化的破坏，造成了新的不平等，以新式奴役取代了老式奴役，特别是城市的污染和科学的盲目，给人们带来了紧张与危害，将人们引向核灭亡与生态死亡。这与早期资本主义追求自由、平等、博爱，解放人性的理想不异天壤之别。

　　西方的文化反思推动人们更多地探索和研究非西方文化，特别是掀起了重新认识东方的热潮。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文化势必成为一个西方文化注目的对象。正如法国学者于连·法朗索瓦所说：“中国的语言外在于庞大的印欧语言体系，这种语言开拓的是书写的另一种可能性；中国文明是在与欧洲没有实际的借鉴或影响关系之下独自发展的、时间最长的文明……中国是从外部正视我们的思想――由此使之脱离传统成见――的理想形象”。

　　所有这些变化都有利于东西文化的沟通、促成文化冲突的化解。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