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环球对话”现场。左一为赵昌会博士，左三为罗宾·比尤博士，左二为何茂春博士。

　　

　　清华－环球对话

　　对话方：

　　罗宾·比尤：英国经济学家情报社首席经济学家　

　　赵昌会：中国进出口银行首席国家风险分析师　

　　本次对话由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何茂春教授主持。

　　世界经济增长变缓了吗

　　何茂春：从中短期来看，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会怎样？

　　比尤：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正在变慢，并将持续。这主要源于美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减缓。美国利率上调，外债负担严重，消费能力不足。可喜的是，中印已成为世界经济最大的两个贡献者。但据我们研究显示，中印两国增长势头将减缓，现在看，中国还不明显。印度则有所减缓，部分证实了我们的看法。再环视全球其他地区，日本经济复苏缓慢，欧盟状况则差强人意。在某种程度上看，全球经济有种“同步效应”，贸易相互关联，尤其受美国影响。

　　赵昌会：全球经济仍然有可能加速，几个关键因素几乎同时具备，这是21世纪以来相当少见的。首先是美日欧等主要传统经济体呈现良性态势。美国的物价、就业、联邦基金利率持续见好。尽管受到巨额赤字的困扰，但美国的多元经济和技术创新能力显示了强大威力。日本摆脱了长期低迷，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日元汇率、日经股指、商业情绪都日渐增强，约4%的失业率也创了7年来的最低纪录，经济复苏看来不可逆转。欧盟25国以消费价格通胀为代表的经济运行已经相当稳定，欧元区的需求也稳中有升。其次，新兴市场开始扮演决定性的增长促进者角色，世界经济由此催生出全新格局。中印俄巴“四大金砖”之外，东盟、中亚、东欧、北非、拉美的许多国家都增速不菲，而且中印成为世界繁荣的驱动力，形成了稳定而长期的增长极。再次，国际金融形势前景明朗，三大货币（美元、欧元、日元）同时处于强劲状态，三大央行（联邦储备银行、欧洲中央银行、日本银行）掌舵人之间存在强烈的共识。可以认为，世界经济在2006年仍是一个好年景。

　　比尤：在未来几年，世界经济增长形势将极其复杂，出现诸多有别于过去的风险。在以前，所谓世界经济风险，无非指某种经济危机，比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巴西货币大贬值等。现在不同，正如赵博士说的，亚洲和拉美金融形势良好，中国尤其如此，外汇储备的充足使政府有足够实力应对任何可能出现的问题。那风险在哪？在美国！美国的巨大贸易赤字与他国的贸易顺差相关。这种赤字要求美国吸引外资，但结果不如人意。长此以往，美国经济的巨大压力必将影响全球。此外，世界还有能源危机以及禽流感等造成的经济风险。另外，保护主义也在盛行。美欧国家一直在争论，是否对中国、越南等国的廉价商品设立基本贸易限制条例。当然，日趋严重的经济风险相比于诸多地缘政治危机要小得多。

　　赵昌会：的确，首要风险来自于能源安全和保护主义。两者近来在政治上备受争议，并有可能改变世界蓝图。当前，能源竞争的过程和结果会彻底改变国家间的力量对比。保护主义则远非单纯的贸易问题，涉及到全球化时代的财富分配、国家认同、国际机制和世界观改造，其中的每一方面都会带来非同小可的附带条件。

　　中国经济面临哪些世界风险

　　何茂春：在这些世界风险中，中国经济面临着哪些问题？该如何解决？

　　比尤：中国经济越来越受到世界的青睐。但中国吸引对外直接投资（FDI）的方式与英美等国不同。我们通常称其为“绿地投资”。外国公司进入中国，首先必须购地、设厂和雇人。但在美欧国家的FDI，多指兼并与收购行为，极少“绿地投资”。上世纪末，英美等国吸引了大量资金，掀起了“兼并与收购”热潮，一度股票市场繁荣。但在2001年，公司资产净值下跌，热潮停止，大量资金流向中国，使中国成为FDI的最大受益国。但当前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角色在变化。十年前，中国是一个低附加值的制造商，但现在不同，外国资金正在“两面下注”，既投资中国，也把某些成本更低的投资空间转让给了亚洲的其他国家。因此，在FDI方面，印度、东南亚、拉美等正在成为中国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赵昌会：经济体的政治风险、经济政策风险、经济结构风险和流动风险，可判定一个经济社会的健康状况和发展前景，在任何时候都是经济学家和企业家的关注重点，不过，后者会更集中于投入与产出比。从这点看，外国公司会刻意避开中国市场吗？大概很难。反过来讲，对包括FDI在内的外资流入，使中国获得了难能可贵的选择权。从全球范围来说，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已经处于最高端，即最开放的市场之一。市场越开放，越容易遭受外部冲击，但也越能够利用全球资源，这是中国面临的最大风险，也是发展的最大机遇。如何趋利避害，关键在于以汇率和关税为标志的对外经济政策。至于防范和分散风险的途径，恐怕还要在追求国家利益的现实主义与加强国际合作的自由主义之间寻求妥协。

　　比尤：这点我承认。中国现已成世贸谈判中主要运作者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的实质性力量。但中国当前还没有强劲的国内金融体系，自由资本和汇率非常脆弱，需要政府运用适当政策巩固金融体系，使之重组，然后逐步市场化。当前，灵活的人民币汇率政策很好。但是，炒得很火的亚元却不妙，亚洲发展水平很低，看看当前欧洲面临的诸多困难就可知，亚元发展并不容易。

　　赵昌会：人民币汇率是当前国际性热门话题，这与近年来一直受中国主要贸易伙伴不公平的非难有关。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人民币虽然吸引了形形色色的艳羡和嫉恨，但它却一直发挥着举足轻重、不可兑换货币的作用。人民币被要求提高汇价，根本的原因是政治动机作祟。诸多权威部门和著名学者都以不同方式声援了中国的货币政策。所以不妨明确三点：一是按照中国经济表现和国内外需求进行分析，关于操纵汇率的指责得不到理论和经验支持。二是制定和管理中国货币政策的人堪称行家里手，我们可以放心。第三，鼓吹创立亚元解决国际经济失衡的人，认错了目标，中国无须认真对待，起码中短期是如此。

　　印度崛起对中国的影响

　　何茂春：我注意到，刚才两位都谈到中印经济对世界的贡献。两国的发展模式有何异同，印度崛起如何影响中国？

　　赵昌会：的确，中印在通过经济发展走向复兴。当前，人们就中印比较乐此不疲，因为中印两国共性和差异都数不胜数，且两国都具有重塑全球秩序、进而影响世界发展方向的潜力。

　　比尤：以中印为领航者，亚洲在未来5到10年内可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强劲的区域。我们对中国非常乐观，但中国的经济增长大多来源于迁徙的人群，即从农业转移到制造业和工业的人群。中国经济增长和这批人群的收入水平很不对称。因此，中国政府对这种贫富悬殊问题非常忧虑。不过，印度比中国要穷得多，2/3印度人依靠农村经济，收入来源于土地，处于内循环中。印度的制造业规模较小，经济主要靠服务业，比如软件工业。这些行业收入很高，不需要很多雇工，从业人口只有140万。从这点看，贫富悬殊印度更严重。这种差别使中印两国对教育问题和基础设施的重视程度是不一样的。作为制造业大国，基础设施和早期教育对中国更重要。但在印度则主要集中在高等教育中。我刚刚去过印度，印度的基础设施实在是糟糕。从这点看，印度将面临着中国所没有的困难。因此，印度的崛起对中国来说是好事，至少给中国提供了巨大的商品市场。然而，印度以服务业见长，有英语语言的国际沟通优势，这使印度更容易与国际联系。

　　赵昌会：诸多研究者对中印比较似乎早就心有灵犀，比如刚才比尤说的，再比如印度社会多元、政治权力分散和代议制民主等等。但世间万物变化永恒，先后向来是相对的。中国切忌盲目加入中印对比的国际大合唱，切忌面对印度沾沾自喜或妄自菲薄。今天的中国人要有意识地培养真正的世界情怀。

　　比尤：还有个有趣现象，中国有13亿人口，却抱怨劳动力短缺。劳动力短缺是许多国家的问题。但中国的困难在于高科技和中层管理人才匮乏。这些人才正是国家工业化进程中最需要的。还有，中国面临人口老龄化的问题。这使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经济不太可能保持8－10%的增长率，而印度的增长率有可能超过中国。

　　赵昌会：中国还面临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另有三大历史任务，即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实现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以及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中国必须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且应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地发展。现阶段，通过以全球化为特色的市场自由化，逐步扩展国内的市场深度，也是有效规避发展程度不足、社会保险滞后等未富先老的“老龄化风险”的不二法门。（本次对话由王文翻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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