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纳斯塔斯·米高扬的政治生涯曾经被概括为“从伊里奇到伊里奇”，这是因为他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时代到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时代一直是苏联政治舞台的核心人物之一。或许也可以把中俄关系史同样幽默地概括为“从弗拉基米尔到弗拉基米尔”。

　　两次加拉罕对华宣言、第一个近代中国与外国的平等协定《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使弗拉基米尔·列宁在中俄关系史中占有了奠基人的地位，而历史迈入21世纪，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作为迄今为止到访中国次数最多的俄罗斯国家元首，也为中俄关系开创了另一个弗拉基米尔时代。

　　从2001年《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延伸到2005年《中俄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和《中俄联合公报》，再到即将开始的第四次对华国事访问以及中国“俄罗斯年”的启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和面积最大的国家之间的关系经过了80多年的风雨洗礼，终于迎来了“历史最好时期”。

　　两国解决了边界问题，交往与合作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全面增长，两国处理国际事务也越来越多地使用了共同语言。但是，和其他任何“历史上的”概念一样，“最好的”也是处在时间坐标内的相对概念，广受赞誉的现阶段中俄关系并不意味着完美无缺。为使中俄关系成为21世纪两国维护各自国家利益、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有力屏障，两国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在对方人民心目中建立各自国家的崭新形象就是重要的一环。

　　虽然曾经担任驻华大使13年之久的罗高寿先生并不同意中俄交流“上热下冷”这种说法，但无可否认，中俄关系近年来的亮点多集中在政府高层往来方面，两国人民之间的互相了解和理解还远远不足，而这一点正是构成国家间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民意基础。

　　许多中国人的俄罗斯流行音乐概念仍旧停留在《办公室的故事》片尾那温文儒雅的男低音上，不知道俄罗斯还有像VITAS那样可以用声音“震碎”玻璃的歌手。正如普京所说，“目前我们（俄中）对于彼此的总体印象在相当大程度上仍建立在过去的经验之上。”盛行一时的重商主义使双方都把目光集中在挟美元之力来势汹汹的西方流行文化上。为数不多的俄罗斯文化中国之旅也纷纷打起了“怀旧”的招牌，不能否认这些活动的艺术水准，但也不能过高评价它们对帮助两国人民互相了解的价值。

　　更为严重的是，两国一些媒体在对对方国家的报道中出于种种原因带上了有色眼镜。一些俄罗斯媒体和政治人物热衷于散布“中国威胁论”，担心远东“沦陷”；一些中国媒体也对报道俄罗斯的负面新闻怀有偏好，乐于用俄罗斯国内的一些问题来证明我们自身的“正确”。

　　诋毁中国也好，从俄罗斯身上找寻自信也罢，归根结底，在两国交往中不时浮现的不和谐音符在于一些人心中自卑与自大的奇怪混合。许多俄罗斯人———许多中国人也一样———没有养成客观看待其他国家的大国民心境，要么沉迷于强国幻象中难以自拔，要么无法摆脱弱国心态的束缚。

　　俄罗斯政府如何帮助本国人民树立正确的“中国观”，我们除了尽最大可能地告诉俄罗斯一个真实的中国以外，做不了什么也不应该做更多的事情。但对我们自身来说，应该做的还有很多，至少我们要明白，信心应该建立在自己的成就基础上，而不是到别人身上寻找，更何况这个“别人”是具有悠久文化传统、教育水平和科技能力犹在我们之上的世界上最大的国度。法国人多米尼克·穆瓦西可以宣称“中俄比较已经结束”，但如果我们自己也这样相信，那就再傻不过了。

　　幸运的是，尽快促使两国人民的互相理解对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意义已经为双方领导人所认识。普京说：“使两国公众近距离地了解当今俄罗斯和中国的现实生活以及两国近年来取得的巨大积极成就非常重要。”“俄罗斯年”在中国的举办就是重要的步骤之一。人们希望，今天抵达北京的普京不仅能为两国经贸、军事、能源合作带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协议，也能使中国人民再度感受到这位俄罗斯人心目中“最具男子气概”的总统的巨大魅力———如果那首“嫁人要嫁普京这样的人”在中国流行开来，倒也不是一件坏事。（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