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泉对华强硬的政策，实质上是主动放弃了与中韩等国在世界重大问题上进行战略协调的机会，使中国外交越来越获得战略主动

　　●小泉将其外交作为维系自己政权的工具，使日本政坛内部矛盾重重，也为下次日本政坛的大变动埋下了伏笔

　　●从某种意义上说，处理中日关系不仅是一个政治经济难题，更是一个历史文化难题，不必以悲观的心态急于求成

　　近几年，日本小泉政权对华外交政策强硬，国内舆论、学术各界评论诸多，不少人担心小泉的外交政策将对中国造成损害，也担心东亚地区将陷入敌对状态，并积极呼吁采取某种措施改善现状。笔者认为，小泉外交无碍中国发展，没有必要对中日关系走向过于悲观。

　　小泉强硬的对华外交政策无损于中国国家利益

　　当前中日关系最主要的症结是，如何看待二战历史问题。日本政府一直没有意识到，对二战历史的看法，关系到当前国际关系与国际秩序的基础，日本越否定历史，就越背负着“历史债”。这笔债没有还清，日本在道义上必然增添了在亚洲国家心目中的重负，同时，却大大提高了中国的道德形象。日本在亚洲国家中形象的损害，也影响其在亚洲乃至世界重大战略问题上的发言权，这势必降低日本在美国亚洲战略中的地位，促使美国思考是否在亚洲寻求新的合作伙伴。近期，美国媒体的反思正印证了这点。

　　对于如何突破两国僵局，中国曾希望从区域合作入手，取得新的突破。于是，中国积极展开东亚经济一体化政策，然而，日本却考虑美国因素和怀着遏制中国的心态，迟迟不制定完整的战略，消极应对东亚一体化。这就形成鲜明的对比。中国在推进区域自由贸易上领先一步，越来越获得战略主动，与东盟诸国合作的速度大大快于日本，而日本实质上却主动放弃了与中韩等国在世界重大问题上进行战略协调的机会，明显不利于日本争取政治大国的地位，也慢慢丧失了亚洲外交空间，陷入战略被动。

　　日本曾以为可以在全球化时代，另找经济市场，但在中日经济贸易方面，中国对日本的依赖程度在下降，而日本对中国的依赖程度却在上升，在这种情况下，两国经济由“热”转“凉”，最终受害最大的还是日本自己。为此，日本部分经济界人士强调商业“转进”印度。其实，这并不影响中国。当前的印度极具战略眼光，不会因为日本的投资、拉拢而损害与中国的关系。另外，日本转向印度投资，舍近求远，不仅徒增成本，等于把多年来在中国打下的基础设施以及把未来几年的商机拱手送给其他投资者。

　　在当今世界的发达国家中，与主要邻国都存在领土纠纷的国家只有日本，民族主义如此高涨的国家也只有日本。这两个问题给日本外交套上枷锁。日本外交现在仍然受冷战时代的拖累，导致日本外交资源无谓的消耗。这无疑也使中国在对外交往时，大大节约了相关资源。比如，日本以经济牌分化中俄，这种老伎俩现在更加不灵，目前俄国经济好转，外汇储备充足，不会放弃领土与日本交好。再从政治角度看，中亚地区的“颜色革命”威胁到俄国，因此俄国更不会受经济利益的诱惑疏远中国这个战略伙伴。

　　总之，小泉的强硬对华外交，无论是对中国国家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或是战略环境，都构不成危害，受损失的倒是日本。

　　小泉的强硬外交出于维持执政需要，有违于日本国民的根本意愿

　　事实表明，小泉的外交政策不仅违背日本国民的根本意愿，也严重损害日本国家当前的利益。日本朝野已对小泉强硬亚洲外交路线感到焦虑，日本舆论对小泉失败的亚洲外交批评越来越多。

　　那为什么小泉要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呢？这与小泉在执政党中的地位有关。他在党内，至今缺乏深厚的支持基础，也少有亲密的政治伙伴。小泉政权诞生，依靠的就是口号政治。他口口声声说要“摧毁自民党”，实际上是小泉深知国民已对该党厌倦，而他在党内势单力薄，须有外力支持才能执政。4年多来，每当小泉政权出现信任危机，他总以外交手段换取个人支持率，以维持执政。

　　要分析小泉推行的强硬外交,必须了解，小泉不是把外交看作实现国家利益的手段，而是将其作为维系自己政权的工具。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曾批评小泉政治是“大众迎合主义”。其实，与其说是“迎合”，不如说是利用。上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陷入严重萧条，中产阶级社会逐渐崩溃，国民不满情绪增强。小泉政权巧妙地利用了大众的这种不满，对内以“改革”为名，不断摧毁异己，积聚力量，对外则对美追从，对华强硬。在这一过程中，他一直最大限度地利用媒体。

　　日本并非没有其他战略选择，但在目前民族主义十分高涨的情况下，无法实施。回想上世纪80年代中期，亚洲舆论对于时任首相中曾根康弘参拜靖国神社大加批判，中曾根从日本国家利益出发，其后再未踏入靖国神社一步。

　　当前，日本自民党内不乏有识之士,他们明知小泉“独走”威胁到日本国家利益，但因小泉对该党维系政权有益，所以尚无阻击小泉的力量出马。另有一些经济界反对派的意见，也因小泉以民族主义为盾牌遭到封杀。小泉的这种行为加深了日本自民党内部的矛盾，也为下次日本政坛的大变动埋下了伏笔。

　　从国际大格局上看，中日两国正从旧平衡期向新平衡期过渡，大势对中国有利

　　从国际大格局上看，中日两国关系进入调整期，目前正从旧平衡期向新平衡期过渡。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综合国力迅速增强，导致100多年来日本在亚洲的优势相对下降，而日本保守势力，试图高扬民族主义来增强国家凝聚力，维持其在亚洲的地位。

　　面对小泉政权的强硬外交，中日关系问题绝非单方退让所能解决。不仅如此，更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来自亚洲各国的正义呼声，日本极少数人将其解释为“中韩对日本民族的欺侮”，挑起民族主义对抗情绪。从时间来看，大势对中国有利。经济与文化是外交的基础。中国经济文化的继续发展和弘扬，为中国发展对日关系提供了日益坚实的基础。应该看到，小泉的对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实行强硬的外交政策，为中国重温数千年的外交传统提供了战略期。中国趁此机会正好发挥地缘政治的优势，展开更加积极的周边外交，用5－10年与周边国家建成各种程度的自由贸易区，实现中国与周边国家经济一体化，让中国与周边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实现双赢。

　　对日外交，中国坚持自己的底线与原则是必然的，但应争取日本民间的大多数，严格区分极少数顽固分子与诚心诚意想发展两国关系的广大民众。中国与日本民众广泛和多渠道的联系，将使他们感到中国的发展，对日本国家有利，对日本国民是一个机遇。

　　从某种意义上说，处理中日关系不仅是一个政治经济难题，更是一个历史文化难题，要解决这个问题，不必以悲观的心态急于求成，而需要认真研究日本的各个层面，并在此基础上，采取有效的对策，比如运用合适的手段和方法加强两国青年的交流。

　　长远地看，10年或更长时间之后的中日关系的基础就在现在，培养中日友好的下一代，以产生更多的日本“知华派”和中国“知日派”至关重要。▲

　　（作者是日本早稻田大学地域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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