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白话文运动”并非用“通俗”语言传播新文化。文人们使用的是什么样的语言呢？他们的“白话”不是根植于“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大众语言，而是自己臆造的特殊表达方式。而其创造“白话”的目的不在于说清道理和说服大众，而是制造一种新的语言环境来传播某些特定的、中国所没有的意识形态。

　　于是，支撑这些“新文化”的基础不是汉语，而是外来语和移植词就毫不令人奇怪了。在外来语和移植词的关系上，移植词的作用更加重要，因为一般的外来语是借用语，比如大量的科技、人文词汇，中土本无，不得已而用之，但其来源一目了然。

　　移植词则不同。它们虽然也是外来语的一种，但多半涉及西方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内容，并通过日文的汉字译文的再创造进口到中国。这一批词汇自五四运动以来不但深度影响了中国人的表达方式，而且已经成为知识界“日用而不知”，甚至以为出自本土的“关键词”。这只要翻一翻任何国内的人文社科核心期刊便一目了然。

　　特别应当注意的是那些互相对应的词，例如理论/实践、唯物/唯心、民主/独裁、具体/抽象、积极/消极、绝对/相对、主观/客观、肯定/否定等等。这一大批移植对应词的危害不在于“用”，而在于“体”，即对中国语言，特别是中国人思维方式“本体”的扭曲。

　　钱穆先生曾强调，中国重和合，西方重分别。依笔者之见，西方岂止是重分别，而是重对立，重斗争。这源于基督教文化的“二元主义”dualism，即将任何事物都看成是两个性质相对的实体组成，如善与恶。

　　二元主义认为两个实体一正一反相斗，乃人类“进步”的唯一途径。中国人则相反，认为正反之间本身便有合或相互包容，并不以“斗”为任何事物发展的原动力。比如中国人不会为了强调男女的不同而臆造出男为“非女”或女为“非男”的概念。乾道成男，坤道生女，天经地义，没有蓄意制造的概念混乱。二元主义则强调有甲必有非甲，两者相斗，产生乙，并照此规律无限进行下去。

　　中国传统思想应当为21世纪的国际关系作出重大贡献。然而，仅靠移植词和外来语是不可能建立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学派的。不少国内学人的思想在今日已经混乱不堪，国际上认同西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以强权为公理，在国内则强调利益冲突，以所谓“制度”为第一要务。于是，不但在国内，而且在国际均以斗为主旨，与此同时再谈“和平崛起”，当然在外人眼中没有说服力。

　　应该说，为创建自己的理论体系，国内学人还是作出了一定的努力。遗憾的是，他们的立论基础仍然是移植词和二元主义。比如赵汀阳的“世界制度的哲学基础”即以世界和“非世界”的对立关系为出发点，而更有学者干脆用它来诠释“和谐世界”。正因为如此，那些自认为价值中立，不谈意识形态的外交概念常常被别人看作是暗藏玄机。

　　著名国际问题专家海斯堡近日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撰文，认为这种“价值中立”的外交概念实际上有很大危险，因为它不但让世界吃不透中国的真实意图和发展方向，同时也会造成西方重新联合起来用价值观对中国的经济竞争的实力做出回应。

　　中国人真得无法解释自己，让世界了解自己了吗？在中国崛起的历史时刻，我们更加感到两千多年前孔子的话有道理：“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白话文运动志在政治，与文学关系不大，胡适便谈不上懂文学。

　　20世纪初，《官场现形记》的作者李宝嘉目睹当时外来语与移植词泛滥成风的现实，作过一首颇有风趣的打油诗，是为“新名词诗”：“处处皆团体，人人有脑筋。保全真目的，思想好精神。势力圈诚大，中心点最深。出门呼以太，何处定方针。”

　　此处，李宝嘉列出的大量外来语现在已演变成了根深蒂固的移植词。团体、脑筋、目的、思想、精神、方针、势力圈、中心点等等仍然是我们讨论政治、社会问题的“关键词”。这类词汇数量极大，大多数均有西文的对应词，是中国人讨论意识形态有关问题的主导用语。中西传统思路迥异，用词却如出一辙，无怪乎互相之间交流极难，因为中国人“重和合”的表现手段实为西方人“重争斗”的语言。　（作者系瑞士日内瓦高级国际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