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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彻底击败以现实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作为理论工具的日本鹰派外交政策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武器

　　当今国际关系理论主要有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多种范式，现实主义范式主要采用政治学的方法，以权力和利益作为核心概念，对国际关系发展的前景比较悲观，认为战争不可避免；自由主义范式主要采用经济学的方法，以制度、交易成本、信息作为核心概念，对国际关系发展的前景比较乐观，认为战争可以避免。

　　尽管当前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最大的仍然是现实主义，但是，运用自由主义等其他范式的研究成果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日益增大，这导致了美国对外政策呈现为一定程度的两面性，例如美国对华政策既有警惕、牵制的一面又有接触、合作的一面。

　　与之对照，当前在日本的国际关系研究中，从以现实主义占绝对优势向“范式多元化、综合化”的转变似乎慢了一拍，多数学者倾向于采用现实主义范式，特别是对“日中关系”的研究，现实主义范式占据着支配的地位，而运用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来研究中日或日中关系的成果反而明显减少，日本主流媒体有关对华关系的报道和评论也充满着现实主义的味道。可以说，小泉政府对华政策的背后也是现实主义甚至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政治理念占主导地位。这种状况对中日两国政治与安全关系已经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作为日本学者对日中关系的研究的“现实主义化”引起的一个反应，一部分中国学者也越来越倾向于运用现实主义范式来研究中日关系“与之对抗”，从而使中日或日中关系为现实主义范式所支配，在两国出现了中日或日中之间“长期的战略对抗不可避免”甚至“必有一战”之类的“研究成果”。

　　对同一个问题运用不同的方法论进行研究，确实会导致产生很不相同的结论，当前有关中日或“日中”关系的研究所出现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起源于不同范式或方法论之争。

　　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在美国，仍然有一部分学者使用马克思主义作为基本的研究方法，而在社会主义中国，如何更好地发展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基础的国际关系理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来指导国际关系研究成为摆在学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而迫切的课题。

　　马克思主义承认国际关系内在的矛盾性与竞争性，然而，马克思主义把这种矛盾性归结于生产方式、生产过程以及与之相伴的社会交往。马克思提出的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及后者对前者的反作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及后者对前者的反作用）”的基本原理，关于“一切历史冲突根源于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的精辟论述 ，都强调了以生产方式作为研究国际关系中国家性质与国家的对外关系的基础，从生产方式中寻找国际关系冲突性与矛盾性的根源，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灵魂，也是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精髓。显然，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本质上是一种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改革开放以来，以和平与发展、融入世界为主题的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日益发展，如“全球化”、“世界交往”（参见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等，同时也创造了一些独特的概念如“改革开放”“一国两制”“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国际格局多极化”“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国际关系民主化”“新安全观”“战略机遇期”“发展是硬道理”“世界大战可以避免”“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和谐世界”等等。

　　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愈来愈多的学者认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法来发展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对世界生产过程、生产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国际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进行有说服力的系统研究，避免以简单的大批判来代替理论上的说理。可以相信，在中日关系方面，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中日或日中关系研究必然超出运用各种现实主义理论流派的中日或日中关系研究，为彻底击败以现实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作为理论工具的日本鹰派外交政策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