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由于日本和美国的国际战略目标的日趋协调一致，也由于为了达成这种目标的相互借重，在美国的默许和纵容下，日本右翼势力的权重越来越大，调门越来越高，做法也越来越激进，这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其中很突出的一点，就是日本坚定地强调新型日美同盟关系高于其他国际关系，与此同时在军事上颇有些想入非非、摩拳擦掌的劲头。从战略的“基本面”来看，并且从近期东北亚局势的“技术面”发展来看，日本同美国相互借重、相互为用的“大局”是相对稳定的；美日同盟关系，既是战后历史模塑的事实，又是当前现实决定的定势。但是也应看到，美国“放生”、“搞活”日本的远期战略代价，则是要向日本“让渡”西太平洋乃至更大国际范围内的利益，并且要考虑承担日本最终“失控”的后果等问题，这也是合乎逻辑的情况。而由于这一点，美日战略同盟关系就不完全是“铁板一块”，美国对日本的政策难免是有所保留和时有踌躇的。这就决定了美日同盟关系的相对脆弱性和变动性的一面。何况，美国和日本的战略需求、战略目的并不雷同，相互借重、相互为用的主次关系亦客观存在，因此也赫然存在着同床异梦、尔虞我诈的实际问题。日本和美国都是国际政治斗争经验丰富、度算极为精明的“海洋国家”，它们的国际战略关系和策略选择，从来都是稳定性和变动性、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相统一的关系。不久前美国在日本“入常”问题上的暧昧做法，以及现在美国对日本由于历史观问题引发同邻国紧张关系的“担忧”等等，就是后一个方面的部分反映。从这个角度看，日本政界在坚定了新型日美同盟关系的同时，仍对美国对日关系的稳定性高度敏感甚至时有担心，是不足为怪的。

　　日本国内最新发生的担心美国所谓“知日派”日益从高层政治圈淡出、从而影响日美关系未来前景的情况，同样很说明这一问题。日本一些人的忐忑不安，缘于被称作布什政府内的最后一位“知日派”、“白宫对日窗口”、日本政府最倚重的人士——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亚洲事务的高级官员迈克尔·格林的退任。2005年12月17日的日本《每日新闻》称，格林的退任意味着继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之后，日本政府再次失去了一个与美国政府沟通的渠道。事实上，也正是在阿米蒂奇、格林、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凯利以及美国前驻日大使贝克等布什政府“知日派”的作用下，美国对日政策才从“敲打”加速转换为“重用”。早在2000年10月，阿米蒂奇就发表了《走向成熟的美日两国伙伴关系》的报告，鼓励日本突破宪法限制，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同时呼吁美国政府加强对日关系，当时格林也是这一报告的共同提案人。也令日本一些人紧张的是，阿米蒂奇的继任者、美国国务院的二号人物副国务卿佐利克，已与中国官员进行过多次战略对话，表现出“重视中国的姿态”；因而被认为与日本进行交流的积极性逊于阿米蒂奇；特别是佐利克在1月22至23日访问日本之后还要访问中国，将与中国副外长戴秉国回顾去年12月美中第二次战略对话涉及的问题，并安排今年晚些时候进行第三次美中战略对话。佐立克接连访华并不断强调中国是“利益相关者”的概念，显示美国更加重视对华关系，更加重视中国在世界事务中发挥建设性作用，说明佐利克的这次亚洲之行还是以中国为主，日本非常担心受到美国的“冷落”。日本政界对美国“知日派”官员情况、从而对美国对华关系走向的这种高度敏感和过分担心，很好地折射出日美关系中“苟合”的一面；日本既要担心美国对日本的戒心和防范，又要担心美国对华政策的随时调整，而后者对于日本“押宝”美国的影响是致命性的。日本一些人的这种心态，不仅反映了日美战略关系的脆弱性和不成熟性一面，而且也正好说明了日本对美国的从属地位，以及中、美、日三国基于国家实力的动态三角关系。

　　当然，从外交实践的角度看，日本政界高度重视美国政界“知日派”的沉浮，也是其谙熟美国政治运作、在国际政治方面经验老道、精明圆熟的表现。美国等西方大国各个时期的战略“基本面”是相对稳定的，但“技术面”则是相对多变的，而后者当然也会反过来影响到“基本面”的操作甚至某种调整。与许多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历史上往往要通过国体和政体的变化而实现重大政策调整不同（例如，伊朗发生伊斯兰革命后，一夜之间就使巴列维国王的亲西方政策灰飞烟灭），美国等西方大国的国家政策调整相对灵活，政党执政地位的改变经常带来国家政策的较大变化。同时，美国等西方大国“人亡政息”的可塑性也比较大，不同领导人的个性、情感和志趣，对于政治决策和实施的影响较深。而这就为政坛的“压力集团”、“游说集团”和领导人“私交”等“院外因素”，留下了较大的作用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日本政界对美国“知日派”情况的高度重视、十分敏感乃至有所“失落”的问题，也不能仅仅做一种浅层次的、或然性的理解。总之，日本一些人想通过美国政界所谓“知日派”的支持，走以邻为壑、浑水摸鱼、损人利己的事情，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对日本在“办洋务”方面的经验和风格，需要多做一些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