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目前美国在亚洲最可靠的盟友,在当今所有国际关系中,美日两国之间的利益互补性可能是最大的。最近一年来,美日军事同盟正进入一体化新阶段。美太平洋战区各军种司令部将云集日本,美日军事指挥趋于联合;美日军事一体化的主要目的是联合应对未来在台海和朝鲜半岛等地区可能发生的武力冲突;“对外干涉型”的军事同盟不可能成为地区安全架构的基础。强化美日同盟,只会给东亚安全形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另外,美日军事同盟将矛头指向台湾海峡,将给东亚和平带来极大隐患。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亚太研究室主任沈世顺就美日两国2005年的频繁互动及战略合作进行了翔实解析,并指出了全球新安全观对当今国际关系的影响。
2005年,美国和日本两国外长和国防部官员频繁穿梭在华盛顿和东京之间商讨两国的战略合作。日美的安全和军事合作比往年更加紧密,从一下时间表可以看出两者的活动变得更加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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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日,日防卫厅决定加强同驻日美军在保卫西南岛屿方面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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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3日,日政府决定全面修改《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以应对“9·11”事件后出现的“新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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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5日至2月1日,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陆军在日本北海道东千岁驻地进行联合军事演习。该演习假设了发生在日周边的“有事”等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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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9日,两国外长、国防部长举行了“2+2”会议,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将朝鲜半岛和台湾问题列入美日在亚太地区的共同战略目标。3月日本修改了“防卫合作指导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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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8日,日美两国外交和防务部门夏威夷会议一致同意,将制定一系列计划,在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等日本周边发生不测事件时,日本允许美国军队优先使用日本的机场、港口等民用设施。日美两国政府已经就朝鲜半岛“有事”制定了代号为“5055”的联合作战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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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9日,驻日美军空中加油机和日航空自卫队战斗机在日本举行空中加油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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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4日,美国、澳大利亚两国外长在华盛顿会晤后宣布,美日澳三方已决定加强在亚太地区的战略三角防御合作,并将安全对话级别由副部级提高到部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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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2日,日美两国政府决定着手制定针对台湾海峡争端以及朝鲜半岛“有事”的“共同作战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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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7日,日本自卫队首度在关岛举行跨国境实弹轰炸演习,这是日航空自卫队一次“战略性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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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中旬,日本、美国、英国等13个国家在新加坡的樟宜海军基地举行海上联合演习。日海上自卫队派一艘护卫舰和两架P3C反潜机,约340人参加。这是首次在东南亚举行防扩散安全倡议(PSI)演习,也是日首次派遣自卫队实战部队参加在海外进行的PSI演习。8月日本发表新的《日美安全保障共同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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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8月27日,日本陆上自卫队的坦克在演习中释放烟雾屏障。 |
◆ 10月26日,旨在将日本自卫队在印度洋上为美军等舰艇提供燃料补给活动的期限延长一年的《反恐怖对策特别法修正案》,在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与此同时,美国海军发表声明宣布,美和日本官员已就美海军首次在日长期部署核动力航空母舰问题达成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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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9日美日两国国防和外交“2+2”会谈后出台了《美国日本同盟:为了未来的改革与调整》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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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日,日本新外相麻生太郎说,日本要优先考虑日美关系,美国在日的军事存在对整个地区至关重要。同日,日政府决定,把自卫队在印度洋上为美军舰艇等补充燃料的期限再次延长至2006年5月1日,其经费从本年度预算的备用金中拨款29亿日元。
◆ 11月4日,日本航空自卫队与驻日美军在自卫队小松基地举行了日美战斗机共同训练。这是日美双方达成协议,将冲绳美军嘉手纳基地的F15战斗机部分训练移至日本本土后的日美首次共同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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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6日日本舰队参加反潜演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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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6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和来访的美国总统布什在京都会谈,再次强调了日美同盟关系的重要性,并表示要加强这一关系。12月24日,日本政府在安全保障会议和临时内阁会议上决定,在导弹防御系统中日美从1999年开始共同研究的新型拦截导弹从明年起转入共同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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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以上美日全年交往的轨迹,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美日在过去的一年中,在军事方面的互动几乎每个月都有。在国际和亚太地区新的安全形势下,美、日加强战略合作究竟意欲何为?本文试做如下分析:
从美国方面来讲,布什竞选连任美国总统后,为推行其全球战略,它需要借助外部力量,尤其是盟友的力量来实现其战略目标。在美欧矛盾得不到缓解、布什外交政策受到批评的情况下,美国需要像日本这样的盟友的支持。为此,新一届布什政府制定了“以盟国为出发点”的亚太地区政策,重点是巩固美日同盟关系。美国通过美日同盟的重新定位和不断强化,借助日、韩、澳的同盟力量发挥自己在亚太地区的主导作用,整合四国的经济和军事资源,为自己的全球战略服务。在现阶段,两国的战略合作主要是服务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美国的基本战略构想是,维持该地区的政治稳定、经济繁荣,防止任何挑战美国的力量兴起,确保它在亚太的主导地位和实际的国家利益,主要是经济利益和战略安全利益。亚太地区的持续发展,使得美国与该地区经济相互依存度大幅度提高,因此,美国越来越重视这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但美国同时认为,它在亚太地区的利益正受到本地区潜在的安全威胁。它所担心的是,该地区是核国家最多的地区,核技术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会扩散,大国在这一地区激烈竞争,朝鲜半岛有可能爆发冲突,台湾海峡可能出事,马六甲海峡及海上通道可能受阻,国家间的领土和领海争端可能升级,恐怖活动还会曼延,其他非传统领域的安全问题会随时爆发等等,这就需要加强同其他国家的合作,以应对这些潜在的威胁。日本是亚洲的经济强国,又是美国的盟国,它希望日本成为其在亚太的前线指挥所,以帮助美国应对亚太地区上述的潜在威胁。
从日本方面来讲,日本更是有维持并强化美日同盟的强烈意愿。冷战时期,日本在美国的安全保护伞下,经济得到发展。冷战结束以后,面临复杂的安全形势和潜在的安全威胁,日本认为,它除了与美国保持同盟关系外,没有其它更好的选择。从日本的国家战略角度看,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日本不可能实现其所谓“正常国家”的战略目标。在地区安全事务上,如果没有美日同盟,日本介入地区争端便缺少理由和支撑点。如果日本不介入这些热点事务,它在地区政治和安全事务中,就会缺乏存在感。因此,小泉政府在外交上选择了支持、配合美国的重要战略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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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1月,美军试射“标准3”型拦截导弹 |
美日两国今年在安全上的合作表明,美日同盟经过重新定位后,两国关系从过去的依附与依赖关系逐渐向相互支持、相互利用、共同谋求东亚霸权的全面伙伴关系演变。美日军事合作大改革和驻日美军大调整,正是美日新同盟关系的重要内容,也是新旧美日同盟关系性质裂变的突出反映。美日同盟关系的强化只是美国全球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国作为惟一的超级大国,力图确立其全球霸主地位,并预防出现对其挑战力量的出现。美国的亚太战略是借助盟国的力量确保自己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只是美国在实施其全球战略过程中可利用的对象。日本只有服从和服务于美国全球战略,才能得到美国的保护和支持。两国合作在国际上虽有所表现,如日本直接派兵参与美国对伊拉克战争,但其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应对亚太地区潜在的安全威胁,以保持亚太地区的稳定,维护各自在本地区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两国合作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两国合作也有针对第三国的计划和行动,如果再处理不好与本地区其他多边安全合作组织的关系,也会产生一些消极影响,甚至事与愿违,不仅会破坏该地区的稳定,而且还会有损于两国本身的利益。
两国战略合作也受到国内的保守主义的思想理念的影响。本世纪以来,美日国内保守势力得势,其基本思想理念将在未来一段较长的时间内继续左右该国的外交政策。如美日国内的“新保守派”、日本的“民族派”和“新国防族”的思想理念,其特点是信奉传统的安全观和冷战思维。目前在美国和日本蔓延的“中国威胁论”与美日两国保守主义的思潮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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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后,在世界上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安全观:一种是坚持冷战思维,树立敌人,以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为特征,以对抗、结盟、干涉为表现形式的传统安全观,即旧安全观。另一种则就是以共同利益为基础、以相互信任为纽带,以不针对第三方为特征,以合作、对话、开放为表现形式,以互利共赢为目标的新安全观。美日军事同盟关系是冷战时形成的,如果两国继续坚持以旧安全观对新安全观将不利于亚太安全形势的健康发展,并有损其国际形象。
目前,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中,新安全观正在日益深入人心,得到大多数国家的积极响应。亚太地区已建立了各种类型、各种规模和各种层次的多边或双边战略对话,逐步形成了互信基础上的沟通、协商与合作机制。军事同盟是冷战的产物,遏制别国的发展更是过时的观念。以“结盟”方式和针对第三国的合作不仅不符合本地区的全面合作的主流,而且还会遭到正义力量的抵制。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新加坡的讲话得不到亚太地区国家的响应?为什么在世界上提出究竟谁在威胁谁的问题?为什么亚洲一些国家反对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为什么日本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首脑会议和东亚峰会上受到孤立的道理之所在。
从各方面分析来看,美日加强战略合作也有针对中国的考虑。从地缘政治看,日本是美国牵制中国的一个最佳棋子。美日对中国的未来发展方向判断不明,所以宁可把中国看成潜在的战略对手。美、日加强战略防御合作的目的,按照美国国务卿赖斯的话说:“我们是研究一个发展变化很大的地区,其中一部分,当然包括中国。”为防范中国崛起对美国形成的挑战,美国从军事战略上考虑,一方面通过日美同盟拉紧西太平洋双岛链,另一方面通过美澳同盟构筑南大门,增强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和对该地区的实际掌控,形成西太平洋安全架构的“南北锚”。
如果美日按照上面的意图去做,必然对他们与中国和本地区其他国家的关系产生影响。因为亚太地区其他国家与中国的关系都在进一步发展,它们既不能接受、也不可能支持一项与中国对抗的政策。亚洲国家普遍不希望美日与中国的关系搞坏,而使他们处于十分尴尬的地位。笔者认为,如果两国能正确对待中国的和平发展,以新安全观处理与中国的关系,则不会给中国与他们的双边关系的稳定带来不利影响,或者说是双边关系已经形成的交流与合作机制,足以削弱、缓解甚至化解他们之间的战略合作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因为当前中美高层战略对话已进行了两轮,两国关系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局面;中日关系主要因历史问题暂时有一些麻烦,两国的战略对话暂时延缓;两国与中国的合作面是主流。无论从当前还是长远的观点来看,两国与中国的关系都具有相当广阔的同步发展空间和发展机遇。两国在处理同中国关系上,只要实现“三个超越”:即超越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线的冷战思维;超越以价值观划线的“文化优越论”;超越后起大国必然挑战现存霸权的传统理论,就能够处理好与中国的关系,并且有利于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有利于营造互利、共赢、和谐的国际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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