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2月19日的年终新闻发布会上，布什继续着他为伊战正名的努力，而此前，为了伊拉克大选，布什已接连发表了五次演讲。在演讲中，布什多次提到了美国对日本和德国的重建，但美国媒体却似乎并不认为布什能够像杜鲁门那样拥有重建的荣光。

　　虽然白宫对此番伊拉克大选充满期待，并相信选举会改变伊拉克的政治航程，但一位阿拉伯学者则确信，在被占领的情况下，没有一场选举是可信的。并且，美军在伊拉克的存在与二战后进驻日本和德国，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过去几年，各国的专家学者们没有少拿日本和伊拉克的战后重建进行比较，但令布什有些失望的是，除了重建者的目标有相似，在其他方面，无论是国情还是时代背景，都存在太大的差异。而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当年对日本的占领被大多数日本人视为是合法的，但在伊拉克，美军的占领却很难被伊拉克人和阿拉伯世界所接受。

　　其实早在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前，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就曾指出，如果爆发战争，美国会在短时间内取胜，伊拉克国民恐怕会欢迎驱逐侯赛因。但是半年以后，伊拉克人就会要求把美国赶出伊拉克，会出现针对美国占领军的抵抗运动。反美斗争会演变成权力斗争，伊拉克会陷入某种无秩序状态。不仅如此，伊拉克的混乱还将影响到土耳其、伊朗等国，中东会陷入不稳状态。这一系列预言，大多已不幸言中。

　　区别还在于伊拉克与日本、德国的内部条件不同。伊拉克既不具备日本当年的历史条件和物质基础，更不具备文化和政治条件。当年日本虽然战败，但经济基础还在，西化的思想也已深入人心，而伊拉克有的只是多年的封闭，有的只是西方经济制裁下的伤痕累累。

　　不仅如此，在萨达姆政权体系崩溃后，伊拉克还陷入了事实上的权力真空，不具备当时日本天皇制下绝对权威的基础。当年，麦克阿瑟还可以通过保留天皇制顺利推行改革，但在群龙无首或者说无人能树立绝对权威的伊拉克，改革的难度却是空前之大。而从人事搭配上看，麦克阿瑟与吉田茂的配合可谓相得益彰，而德国的幸运，则在于阿登纳和艾哈德同时出现。有了这样一些客观条件，加上马歇尔计划的应运而生，杜鲁门在战后重建问题上要比布什轻松许多，效果也不可同日而语。

　　如果一定要说杜鲁门和布什有什么相似之处的话，那就是“骑虎难下”的感觉。在杜鲁门接任总统后，最感慨的事情便是，“当了总统，正好像骑虎难下，只能骑下去，否则便会被老虎吞噬”。而在伊拉克问题上，布什也似乎正处在这样一种境地。承认了情报失误，却仍然坚持说战争是正确的；很清楚美军在伊拉克的存在是诸多矛盾所指，但还是要硬着头皮拒绝撤军……

　　如今，布什可以继续津津乐道的，就只有伊拉克乃至中东的民主前景了。对于刚刚举行的伊拉克大选，布什相信这标志着伊拉克正迈向民主，并认为，“这次选举并不意味着暴力的结束，但它是一个新的开始：中东腹地一个民主国家的开始”。在布什心中，“民主的伊拉克”将充当中东稳定的灯塔，而一个亲西方的伊拉克政府将成为沙特、伊朗和叙利亚的巨大的战略和精神压力。

　　曾几何时，布什身边的鹰派相信，如果美国能推翻萨达姆政权，并在伊拉克建立一个民主政府，就将成为其他阿拉伯国家进行内部变革的“模特”，从此出发，一场搅动整个穆斯林世界的变革将指日可待。但如今，对于布什的中东民主构想，熟悉阿拉伯历史的人警告说，在过去一个世纪中，中东并没有本质上的变化，尤其是在政治和文化上。

　　而真正使杜鲁门有别于布什的是他对重建的认识，以及对他国“民生”的态度。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在过去的17位美国总统中，杜鲁门是不多见的从未打过高尔夫球的总统，而普通大众对这项“奢侈运动”的看法是他最在意的事情。而同样的，欧洲重建的推动者马歇尔将军也是一位非常能够体谅他人、关注民众感受的领导者。

　　与布什连篇累牍发表关于伊拉克和中东民主的演讲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47年6月，马歇尔在哈佛大学的一次著名演讲的主题是“反对饥饿、贫穷、绝望和混乱”。在马歇尔和杜鲁门看来，作为重建的推动者，最应该关心的是重建国人民的反应，最优先满足的当是人们的实际要求，最需要体谅的是人们的痛苦……而不是一厢情愿地推行自己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