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国际>>纵论天下 2005年12月09日09:46

 

国际周刊:应对自然灾害需全球共同努力
 

主持人:李 潇
 

    2005年是自然灾害频发的一年,如何有效预防和应对各类灾害已是全球性的课题。本期《国际周刊》就此话题进行了报道和探讨。 


自然灾害须全球共同应对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安全与战略研究所副所长 俞晓秋

目前,许多国家都意识到,禽流感是一个国际问题,任何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应对才能取得实效。全球已有100多例人感染禽流感病例,卫生专家们正在利用已知病例全力研究,和禽流感病毒展开争分夺秒的赛跑。(新华社发)

   

自然灾害可对一国及周边国家甚至全球带来冲击和影响
 

    冷战后,国家间以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大规模战争和以武力扩张势力范围等为特点的“传统安全威胁”逐步减少,而以非军事和非政治因素引起的、具有跨国性和全球效应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日渐上升。像传染疾病流行、突发性自然灾害、生态环境恶化、恐怖主义袭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金融危机蔓延、信息通讯网络瘫痪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对国家安全、国际安全以及人类安全的影响日益增大,可能造成的危害将越来越严重。拿自然灾害来说,在过去,一国发生重大自然灾害事件一般被认为是当地性的,影响也是有限的,防灾减灾是一国自身的事情。它很少被认为会给周边地区国家或者全球造成很大的影响,更不被看作是确保国家安全和国际稳定所要给予高度关注的重要领域和突出问题之一。伴随着人类流动和各种活动的加剧、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以及自然界本身活动的周期性变化,近年来,如印尼大地震引发的印度洋海啸,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大地震,美国“卡特里娜”和“丽塔”飓风等重大自然灾害频繁发生。除造成了灾难发生地民众巨大伤亡外,对一国及周边国家甚至全球政治、经济和社会都带来或小或大的冲击和影响。在经济全球化、全球信息化使各国相互依赖、联系互动愈益紧密的背景下,一国或一个地区发生的重大自然灾害将不可避免地“殃及池鱼”,给稳定、发展与安全带来负面影响。因此,有效预防和应对自然灾害,成为消除和解决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一项任务。  

   
重大自然灾害事件对国家安全的威胁表现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美国政府日益重视生态环境恶化和自然灾害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克林顿政府《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就把生态环境恶化视为一个重要的安全威胁。布什政府将预防自然灾害与应急救援作为本土安全保障的重要任务。重大自然灾害事件对国家安全的威胁表现在:第一,导致巨额经济损失和政府财政支出。如1994年美加州北部沿岸6.7级大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为400亿美元,1995年6.9级的日本阪神大地震的直接经济损失为2000亿美元,“卡特里娜”、“丽塔”飓风也造成数千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另据美联邦政府紧急事务管理局统计,除造成巨大的直接经济损失外,1978—1989年的11年里,联邦政府应对自然灾害的支出为70亿美元,而在1999—2002年的3年中,则高达390亿美元。第二,造成民众严重的心理恐惧和社会恐慌。美国兰德公司心理学家肯尼思·威尔斯和格利尔·苏利文就指出,凶猛的“卡特里娜”、“丽塔”飓风给灾民带来了“一场噩梦”,联邦和州政府重建工作另一项要务就是要尽快恢复灾难给民众造成的严重精神恐惧和心理创伤。第三,灾害应急和后续救援若不得力,就有可能触发地方民众骚乱、社会动荡,还有可能引来对政府的激烈抨击,造成国内政治危机,影响稳定。第四,重大灾害的发生迫使该国把注意力集中于国内,限制了同时应对涉及本国安全的外部重大事件和危机的能力。  

   
共同应对自然灾害是当今国际合作的一个新内容
 

  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下,人流、物流和信息流每日都在快速流动,相互依赖、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活动链可能因一个经济国际化、影响力大的国家发生自然灾害而直接波及到其他国家。如一农业大国发生干旱或洪水导致粮食歉收,就会直接引发国际粮食市场价格大幅波动。就如此次“卡特里娜”、“丽塔”飓风造成世界原油价格急剧上升,迫使布什政府不得不动用本国的石油战略储备。此外,跨国界的重大自然灾害极易造成受灾难民四处流散,还会引发诸如霍乱、疟疾等传染病,给周边国家带来一系列稳定与安全的问题。因此,近年来世界范围频发的重大自然灾害及影响已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重大自然灾害事件应急与救援的国际化已成为一个国际合作的重要趋势。

   
必须为应对重大自然灾害来临做好准备
 

  2003年2月,美国兰德公司发表一份对美联邦政府减灾研究工作评估的报告认为,美近年来发生的飓风、龙卷风、地震等灾害之所以造成巨大的人员与财产损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大量人口快速地向易受自然灾害袭击的地区移居,如大西洋与太平洋沿岸。伴随着大规模人口移居,导致交通运输和通信电力系统、公共服务设施、住宅建筑等高度集中在高风险地区,也加大了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的几率。最近,美兰德公司研究员、物理学家汤姆·拉托瑞特和艾德·詹在《为应对灾难做好准备》一文中认为,减轻灾害风险需在规划、预防、保护等方面加大长期投入,应急处置是“最后的手段”,而不应是预防灾难发生的首要战略任务。“卡特里娜”、“丽塔”飓风的善后处理证明,应急工作远超出了州和联邦政府的能力。不能指望州和联邦政府拥有无限的应急能力来应对各种自然灾害。社区对灾害预防和应急处理的越好,对联邦政府应急需求就越低。重建新奥尔良城不是去创造一个未来的城市,而是要使这个城市在遭受自然灾害打击后的损失尽可能降低。政府和民众都要为可能出现最坏的情况做好一切准备。就我国而言,在目前人口大规模流动和城市化发展加快、自然灾害时常发生的情况下,防止人口居住和住宅建筑密度过大,以及交通、通信、电力等公共基础设施过于集中,应成为各地方城市发展规划与建设的重要考量,并要健全相应的灾害应急救援和处置机制,通过各种途径提高民众应对自然灾害的意识与自我应急防护能力。

一家之言:自然灾害≠“非传统安全威胁”

  “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个概念是最近几年才流行起来的,起初是指恐怖主义以及走私贩毒、海上行劫等跨国犯罪行为,后来扩大到环境污染等生态问题。最近,海啸、飓风、地震等自然灾害以及非典、禽流感等流行性传染病也被全部归入这个范畴。人们不免产生这样的印象:“非传统安全威胁”成了一个筐,什么东西都往里装。

  “非传统安全威胁”真的能成为一个包罗万物的筐吗?

  先拿自然灾害和流行性传染病来说,都是古已有之的,可以说,它们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存在而存在的。中世纪黑死病猖獗于欧洲,有的国家十室九空;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使世界死亡人数高达5000万之多。因此,“非传统”这一定语用在它们身上并不合适。

  其次,自然灾害和流行性传染病危害的是人类群体的安全,而非国家的安全。“安全”这个词在国际关系中指的就是国家安全,而群体安全指的是社会公共安全。如果我们把社会公共安全计算在内,那就绝不止现在所列出的那些自然灾害和传染病了。除了水旱虫灾、各种未知的传染病外,还有温室效应、荒漠化、共同设施(如电网、油气管道等)的脆弱环节、大交通事故、大生产事故等,可说是数不胜数,难道都要说这是“非传统安全威胁”吗?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自然灾害、流行性传染病不是威胁。这里要说的,不是否认这些威胁,否认与之作斗争的必要性,而是说应该给它们一个正确的名称,不必给它们戴上“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个非常累赘而且又不具有什么实质意义的帽子。直截了当地说,人类社会为了共同安全,应当共同防治环境污染以及各种自然灾害和传染病不是更简单明了吗! (裴远颖)

美国新奥尔良重建难度大

人民网驻美国记者 李文云

  3个月前,一场“卡特里娜”飓风几乎毁灭了美国东南名城新奥尔良。一个有近50万人口的城市,而今只剩下7万居民。民众、专家、政府都在呼吁重建,但如何重建又引发众多争议,至今未能形成统一意见。从目前看,对如何重建城市防洪系统的争论颇引人注目,而公共住房的重建则可能决定这个城市能否新生。

  新奥尔良市地势低洼,全市平均海拔低于海平面。从媒体到社区、到企业,一个被普遍接受的主张是:“这个城市必须有一套足够抵御5级飓风的完整防洪系统。”只有处在强有力防洪系统的保护下,才谈得上城市的其他一切发展。然而,修建5级飓风防护系统谈何容易!这无疑是花费巨大、技术高难的项目。因为这样一个系统,不仅仅是加高防洪堤坝的问题,它将涉及整个城市的排水、抽水系统以及大范围增加缓冲湿地后的环境复原,甚至涉及远离市区的墨西哥湾出海口地区的防风暴设施。

  有专家称,修建5级防洪系统并无必要,美国有史以来只有过3次5级飓风登陆。而主张修筑5级防洪系统、来自荷兰的专家坚称,在1953年遭受大洪灾袭击之后,荷兰的选择是修筑可防御“万年一遇”洪水的保护系统并且效果良好;同时这些坚固的堤坝系统还需要沿海湿地及防风暴栅栏的配套,方能减弱飓风的破坏力。

  对灾区防洪系统进行任何改善,都将是巨额开支。路易斯安那州官员称,修建5级防洪系统的开支尚未算清,这样的工程至少要花费320亿美元以上,并需要几十年的时间。8月末的“卡特里娜”飓风在海湾最猛烈时曾达5级,但登陆新奥尔良后已减弱为4级。新奥尔良市原来防洪堤坝的设计能力是抵御3级飓风,美国陆军工程部队目前正在修复、加固原有防洪系统,并要赶在下一个飓风季到来之前完工,仅此加固工程也要花费10亿美元。美国会最近只同意拨给工程部队800万美元,用于研究如何加强南路易斯安那州的防洪能力,到拿出最后方案至少需要两年时间。

  此外,“卡特里娜”风灾也暴露出了新奥尔良市公共住房的极大问题。飓风袭击时,新奥尔良有5%的人居住在政府的公共房产中,其中10处最大政府房产有一半遭飓风重创。目前,住房短缺已经对新奥尔良市不景气的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企业因为缺乏工人不能重新开业,而工人不能返回家园,则主要是因为没有住房。

  尽管联邦政府的官员表示,将拨款18亿美元来重建湾区的政府及私营住房,并彻底摆脱传统公共住房的设计模式。但已有民意测验显示,约30%—50%的疏散居民有可能不会再回新奥尔良。

欧盟从容应对禽流感

人民网驻比利时记者 章念生

  自2003年底东南亚部分国家暴发禽流感疫情以来,欧盟对此一直处于高度警戒状态。今年8月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部分地区出现禽流感疫情以后,欧盟进一步提升警戒程度,并及时采取了一些预防措施。其中包括提升对野生动物的监督级别、强制成员国兽医部门及时报告野生鸟类的非正常死亡案件、立即在欧盟预算中拨出90万欧元用于监视禽流感病毒的传播等。到目前为止,欧盟地区内部未出现禽流感疫情暴发情况,欧盟国家居民们的生活也比较正常。

  相比于民间的平静而言,欧盟官方相关机构却一直高度紧张。记者经过一番调研发现,欧盟在应对禽流感疫情方面建立的一套机制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

  一是高度重视,及时应对。9月1日,欧盟主管健康与消费者保护事务委员马科斯·卡帕里亚斯向欧盟委员会提交了一份通知书,简要介绍了禽流感疫情暴发的最新情况。5天以后,欧盟内部召开了由兽医专家、鸟类学家以及滤过性微生物学家共同组成的专家委员会会议,并起草了一份“关于2005年9月至2006年1月期间欧盟成员国对欧盟境内野生鸟类禽流感疫情传播加强警戒的指导原则”。9月13日至14日,欧盟内部负责食物链与动物健康的执行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荷兰与德国驻欧盟代表团提出的疫情分析以及应对措施,决定立即拨款,加强对疫情的监督。10月18日,欧盟外长会议也将禽流感问题列为重要议题之一。10月21日,克罗地亚通报说,该国境内有一只天鹅非正常死亡。欧盟接此通报,于10月24日作出决定,禁止从克罗地亚进口活禽。10月26日,经过实验室确认,克罗地亚境内死亡的天鹅的确感染了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H5N1。

  二是严密监视,迅速通报。10月21日,英国报告说,一只从南美洲苏里南进口的鹦鹉16日非正常死亡,可能受到了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H5N1的感染。英国相关部门已及时隔离了与这只鹦鹉接触过的其他鸟禽。欧盟内部机构得此消息后,随即通过手机短信联络系统通报给负责处理禽流感事务的首席兽医官机构。

  三是透明信息,教育公众。打开欧盟关于禽流感疫情的专门网页,发现上面的信息非常丰富且相当连贯,里面有禽流感的暴发地域、常识解答、如何预防、欧盟何时接到报告、及时采取了哪些措施、结果如何等各方面信息,让人看后一目了然,每位感兴趣的公众都可上网跟踪最新的进展及应对情况,并可获得相关防护知识。

  四是长期计划,前瞻研究。针对禽流感疫情的严重性,欧盟相关机构设立了一项专门项目进行长期研究。该项目具体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收集准确信息。具体步骤依次为,分析现行报告、确定认知差距、标明地理位置、列出目标名单、在疫情发生地设立监督机构等,时间到2006年5月为止。二是研究疫情带来的其他风险。具体步骤包括,从狩猎群体中采取标本,对高风险物种的空间及时间转移进行密切跟踪研究,辨别已经采取的措施是否真正使野生动物与禽流感病毒携带者之间的互动降到最低程度等。

印尼重建新亚齐

人民网驻印尼记者 管克江

本那容市场恢复了往日的热闹。人民网记者管克江摄

  12月1日清晨,班达亚齐市的本那容市场人来车往。贩卖蔬菜水果的摊位上,密密匝匝摆放着红色的朝天椒、黄色的胡萝卜、碧绿的油菜,还有木瓜、榴莲、芒果、桔子等各种水果。前来购买的顾客熙熙攘攘。市场对面是一排餐饮店,有人坐在门口的桌旁用餐,早餐种类有炒饭、粉条和汤面等。

  在班达亚齐市内,记者看到主要的街区都恢复了营业和日常活动。餐厅里可以吃到青椒牛柳、素炒空心菜、清蒸石斑鱼等菜肴。渔民在海边用鱼网捕鱼或鱼钩钓鱼。孩子们在空地上踢球。经历了世纪大灾难的亚齐人民,重拾起生活的欢笑。只有不时能见到的断壁残垣,还提醒着人们:建设一个更好的亚齐,需要继续不懈的努力。

  印尼“亚齐和尼亚斯恢复重建机构”副主席苏迪尔曼·萨义德接受本报记者采访说,灾区重建近一年,取得了积极进展。目前共有124个国际性非政府组织、430个国内非政府组织、几十个援助国和国际机构,在灾区携手共建新亚齐。恢复重建机构到11月底已经修建了1.2万间房屋,同时有1.4万间正在兴建中。灾区至今没有发生大规模营养不良或传染病,40%的医院和设施得到修复,重建为当地人创造了3.5万个工作机会。

  苏迪尔曼承认,与这场史无前例的灾难相比,恢复重建机构面临更多的是挑战。我们正按照重建蓝图的框架,不断进行调整,协调政府间各部门的关系,加速重建。

  中国政府和人民对灾区人民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大救援行动。中国政府在海啸灾后会议上庄严承诺,向印尼援助两亿元人民币,并在1月底前兑现一半。在各方努力下,这一承诺超额完成。中国对印尼援助的物资和现金总额已超过3亿元人民币。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在访问印尼时特意用专机运送救灾物资。中国对印尼灾区的援助金额之大、重视程度之高、兑现承诺之及时,受到了国际社会及印尼方面的一致好评。苏迪尔曼在接受采访时说,中国无论在紧急救援还是灾后重建过程中,都给印尼提供了及时、有力的帮助。印尼期待与中国的关系持续发展。

巴基斯坦救援仍继续

人民网驻巴基斯坦记者 陈一鸣

重灾区曼塞赫拉的帐篷营地。人民网记者 陈一鸣摄

  12月初,纷纷扬扬的大雪“如期”飘落在南亚次大陆北部的崇山沟壑。然而,今年的瑞雪对于两个月前从那场7.6级大地震中死里逃生的幸存者来说,却意味着更加艰难的严冬已经到来。

  地震发生后,巴基斯坦政府把震后工作划分为营救、救济、安置和重建四个阶段,并紧急成立了以祖拜尔中将为主席的地震救援和重建局,全面协调灾民安置、物资运送、传染病防治及灾区重建等工作。在巴基斯坦地震救援和重建局的主持下,巴基斯坦军方工程部队在灾后5个星期的时间内,打通了杰拉姆峡谷、尼拉姆峡谷和卡汉山谷等三大重灾区的大部分进山道路,为赶在严寒天气到来前进行更大规模的救援工作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据巴基斯坦媒体1日报道,最近一个多月,救援人员已在受灾地区建立起了3310个帐篷村,这些帐篷村都配有基本的取暖设备,并可统一向灾民提供高热量、高营养的食物,使绝大部分受灾民众在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酷寒中免于冻饿之苦。

  喜马拉雅山南麓灾民的冷暖牵动着国际社会的心,在11月19日于伊斯兰堡召开的巴基斯坦灾后重建国际捐助大会上,75个与会国和国际组织共承诺为巴重建提供58亿美元的资金,超过了巴重建所需要的近52亿美元。由于援款额比原先预期的要高,巴政府已宣布把向灾民提供的建房补贴从每户10万卢比提高到20万卢比(约合3300美元)。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和总理阿齐兹在感谢国际社会慷慨捐助的同时明确表示,巴政府将本着透明和公开的原则合理使用这些捐助资金,并使灾区的重建工作建立在一个更高的起点上,帮助灾民建设更为美好的家园。为了使地震重建和灾民安置工作有序、高效地进行,以及便于各方进行有效监督,联合国已经开设了一个网站,将及时公布重建和安置资金的使用以及各项重建工作的进展情况。

  捐助大会之后,巴基斯坦政府已开始向房屋受到损坏的幸存者发放总共200亿卢比(约合3.3亿美元)的建房补贴,并决定用印度向巴捐助的2500万美元从印度购买砖瓦等建筑材料。根据巴政府的计划,所有在地震中无家可归的40万户灾民将在明年夏天全部搬进新居,并在2007年进一步获得现代化的饮用水系统,政府还将帮助他们安装天然气管道。

  根据巴基斯坦政府的初步设想,重建的重点将放在穆扎法拉巴德、巴拉科特、巴格和阿莱等四座毁坏严重的城市,其中穆扎法拉巴德的新城将建在离旧城约20分钟车程的新址,遭到地震破坏的旧城则会建成纪念公园。在重建中,学校、医院、政府办公楼和基础设施将作为优先重建项目,妇女、孤儿和残疾人等弱势群体则是优先安置的对象,可获得职业培训、小额贷款等特别服务。此外,在受灾地区的每个村庄都要建立一座耗资17万美元的卫生中心,25个受灾县中每县建立一座75张病床的医院,9个受灾专区中每区建立一座150张病床的医院,在穆扎法拉巴德则要斥资580万美元建立一座200张病床的综合医院,同时还要在灾区逐步恢复和重建不同层次的教学机构。

视点:人溺己溺 人危我危

黄晴

  2004年底至2005年初,在印度洋海啸发生后,中国政府和人民进行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对外救援行动,共捐赠人民币达十多亿元,并向受灾国派遣了医疗队、救援队,运送了帐篷、食品等物资。其后,中国在巴基斯坦大地震灾难发生后,也进行了及时的救助和帮助。

  在中国的人文基因中,素来有救危济困的传统,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谓“人溺己溺”,就是这种价值尊崇的体现。近年的中国国际大救援表明,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在中国与国际社会的联系日益密切的今天,中国的传统价值更化为一种普世的爱心,一种庄严的国际责任意识。

  近年的中国国际大救援有几个特点:

  第一,这是一次政府与民间联手进行的国际大救援。在印度洋海啸发生的第二天,中国政府立即拨付了2163万元人民币的紧急救灾款,2004年12月31日,中国政府又提供了5亿元人民币的救灾援助。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各界也广泛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民间赈灾捐助活动,捐款额数以亿计,是历史上空前的。这说明,在中国,国际责任和普世爱心既是政府的自觉行为,也是社会的普遍意识。

  第二,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捐助金额并不是最多的,但中国的对外救援是诚心诚意的,是尽力而为的。中国的对外救援通过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协调运作,不附加政治条件,行为得体,没有私心。

  第三,中国的对外救援讲求实效,真正为当地人民救急救难。中国的对外救援人员深入灾难一线现场,吃苦耐劳,诚心敬业,在当地赢得良好口碑。

  当今之世,“全球化”现象已遍及社会生活的许多层面,连灾难也不例外。以印度洋海啸为例,许多罹难者并非本地人,罹难的瑞典人人数之多,不亚于一场重大的国内灾难。这一现象说明,所谓“人溺己溺”不仅是一种道德要求,也是一种社会现实。每个国家都应有更多的国际责任意识,才能适应当前地球村内危机处理的需要。

  一般说来,国际责任意识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对世界和平稳定的共同维护,对普世道德的认同,对国际规则的遵从,对灾难的共担,对危机的集体预防等。在民族国家仍为国际社会行为主体的情况下,只有通过强化每个国家的国际责任意识,提高国际组织的功能和行为能力,人类才有可能应对全球性挑战,应对全球性危机,解决全球性问题,并逐步形成全球治理机制,建立全球文明社会。

人民日报国际周刊供稿,相关报道见2005年12月9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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