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判断是否是大国，主要取决于是否有众多的人口、辽阔的土地、强大的军队和巨大的历史功绩

　　●18、19世纪时的大国已不再限于领土、人口、军队或者殖民掠夺，还要看它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文明化进程催生了不同的大国标准，21世纪的国际社会对大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今，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是“大国”，通常与其是否“负责任”联系在一起

　　“大国”一直是我们讨论的焦点，也是每一个有潜力的国家追求的目标。但是，怎样的国家可以称为大国？在过去，一些国家仅凭强大的军队就可成为大国，但今天，仅有雄厚的经济军事实力却未必是大国。因为时代在变，大国标准也随着时代在变，21世纪的国际社会对大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古代大国：领土、人口、军队和历史功绩

　　在古代，判断是否是大国，主要取决于是否有众多的人口、辽阔的土地、强大的军队和巨大的历史功绩。

　　西方世界中，罗马帝国是人们公认的古代欧洲最重要的大国。称其大国，不仅是因为罗马帝国统治的全盛时期人口达到5000多万，领土约650多万平方公里，居当时世界各国的前列。更重要的是，罗马历史是西方历史的真正开始，后来的欧洲文明实际上是建立在古罗马文明基础之上。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裂成东西两大罗马帝国，实力大减，辉煌不再。

　　在东方，名震一时的波斯帝国、阿拉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都是基于广袤的领土和众多的人口。汉代的中华帝国更是如此。在外国学者眼中，汉朝集一切极致之大成，拥有地球上最广阔的土地面积、最众多的人口数量、最具有生产力的经济能力、最具威力的军队及最先进的技术。汉王朝有6000万人口，比罗马帝国稍多；汉的领土范围比罗马更广阔，从高丽到中亚细亚，并包括除了海南岛及西藏外现今中国的大部分领土；汉的军队超过百万人，比罗马军团多数十万。更重要的是，汉有远比罗马帝国更为复杂的金融、经济、安全结构。这些结构成为此后中国历代王朝发展的基础，以至于后来的中国虽历经分分合合，文化的向心力却依然强大。这种文化向心力使中国人创造了无数历史奇迹，也使中国在古代世界历史上占有绝对重要的地位。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明代是中国王朝中实力较弱的一个，相对于新兴西方大国也显出颓势，但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依然在名著《大国的兴衰》中给予很高的评价，称其为“大国”。这与古代中国本身的历史功绩也有很大关系。

　　近代大国：从殖民掠夺到国际秩序

　　到了近代，大国的标准有了变化。在大航海时代，西班牙脱颖而出，成为1500年以来最早出现的世界大国。诚然，人口和领土依然重要，但显然不及古代重要。在西班牙帝国鼎盛时期，总面积达1000多万平方公里，但95%为殖民地；人口达2000多万，远不及先前的古罗马帝国或古代中国。但西班牙还是堪称为欧洲第一个成功登上世界大国宝座的国家。究其原因，一是海外扩张，以海盗模式攫取大量财富，以贩买奴隶获取丰厚利润，以刺激欧洲海上贸易掀起殖民运动。马克思曾说，资本主义从头到脚沾满了血腥味。但即使如此，没有人否认西班牙在历史上的大国地位。这与时代背景有关。在西方史学家眼里，在当时技术相当有限、封建社会趋于瓦解的背景下，世界需要西班牙式的探索精神。

　　但时代在变，竭泽而渔的殖民掠夺方式最终被历史所摒弃，西班牙式的大国之路走到了尽头，取而代之的是较为文明的英国和法国。这一方面与国家间实力的消长相关，另一方面也显现大国行为方式的变迁。英法的殖民方式不是毫无节制地搜刮抢掠，而是将殖民地变成了廉价的原料来源地，并采取有系统的榨取方式。与此同时，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变得文明，以格老秀斯《战争与和平法》为代表的国际法诞生，国际行为的基本规范也萌生。

　　18、19世纪时的大国已不再限于领土、人口、军队或者殖民掠夺，还要看它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虽然西方的这些国际秩序和国际法，也是强权政治和战争的产物，西方国家对非西方国家也在进行掠夺和侵略，但与过去相比，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有很大的历史进步性，它的某些基本内容，如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等，仍是今天国际社会的基本准则。它也体现了文明和道德的巨大作用。

　　21世纪，软实力愈加重要

　　20世纪是一个复杂的世纪，夹杂着太多前所未有的内容，但我们可以感受到国际社会的进步。一战后，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国际性的政治组织，国际联盟试图以国际权威的形式解决人类的冲突；1928年的《非战公约》第一次宣称“以放弃战争的方式，和平解决人类国际争端”；二战后，越来越多的国际条约、制度在强调战争伦理和保护人权；迅速壮大的非政府组织也对国家施加着越来越大的影响。

　　此时，要想成为大国，除了有强大政治、军事和经济的实力，也需要有“软实力”，比如用文化力影响他国、以非军事手段左右他国等。

　　进入21世纪，时代又给大国增添了更多的新内容。经历了数次战争的苦难，人们对和平的呼声空前高涨，放弃以武力实现大国地位，现在已成为当前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更重要的是，国际形象、国际道德的感召力等已成为大国的重要指标。

　　如今，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是“大国”，通常与其是否“负责任”联系在一起。比如，德国与日本争当大国，结果却大相径庭。现在，德国在欧洲的作用得到了公认，而日本在东亚国家中却身感孤立。这种反差自然与两国的行为有关。德国对两次发动世界大战的罪行进行了深刻的批判，用一切机会向当年深受其害的欧洲各国道歉和认罪，最终取得欧洲各国的谅解和信任，也获得了世界的尊重。日本却恰恰相反，非但没有深刻反省历史问题，反而变本加厉，置邻国感情于不顾，屡屡否认过去罪行。在外交上则惟美国马首是瞻，狐假虎威。这样，在许多亚洲国家眼里，日本成了一个“没有独立精神，没有正义感和没有责任感的国家”的代名词，离真正的“大国”还差得很远。

　　国际社会的发展是不断进步、不断趋于文明的。以文明进程透视大国标准的演化，尽管不能观其全貌，却可以洞悉世界政治的一个侧面。这种文明化进程催生了不同的大国标准。

　　纵观历史，明清时的中国错失航海时代的要求，丧失了继续为“大国”的机遇；西班牙的殖民掠夺终因跟不上文明进步的潮流而衰败；英法两个靠“强权政治”起家的“大国”也因无法应时代之变，失去领先世界潮流的地位；即使今日实力超群的美国，也在担心因为伊拉克战争的非法性，导致大国地位的沦丧。可见，任何大国，如果不能随时代变化、跟上时代要求，而是一味靠军事经济实力逞强，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必然受到很大的制约，最终难免失去“大国”的地位。▲（作者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环球时报>>  2005年11月28日 第十一版

　　来源:人民网-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