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靖国神社内的“游就馆”，把日本“二战”中对外作战的性质，诠释为“对西方殖民主义者的自卫”。这种“自卫”战争观在“二战”期间就已盛行，在“解放黄种人”和“大东亚共荣圈”的口号中都有所反映。一方面是出于麻痹和涣散被侵略国民众目的的宣传战，另一方面很多日本人果真也这么认为。著名的巴丹死亡之旅等对西方战俘的虐囚行为，就和旧日本军人的这种观念有关；而那时到处张贴的“小个子黄种人日本兵将大个子白种人踩在脚下、刺刀相向”的宣传画，则是这种观念的形象反映。换句话说，旧日本军人也是出于“自卫”、“翻身”、“解放”、“复仇”的意识，而极其野蛮地虐杀西方战俘的。国外媒体盛传当年同老布什一道跳伞后被俘的美军机组成员，都被日本兵吃掉了；如果老布什不是侥幸逃脱此等“荣幸”，那么小布什总统现在也就不可能在北京过一把骑山地车瘾了。

　　在我国国内史学界，同样存在着一种混淆日本对外侵略性质、目的、缘由的观念。即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是一个“亦鸟亦兽”、“形同蝙蝠”的国家：一方面它是要对弱小邻国侵略、吸血的“兽类”，但另一方面它又背负着西方列强的不平等对待，因而它又是一只相对可怜的“小鸟”。这一说法部分地为日本的“自卫”战争观提供了道义和法理支持，似乎日本的对外作战也有“反压迫、谋解放”的一面。这是一种完全混淆是非的错误历史观。

　　日本不仅“二战”中、而且在明治维新以后的所有对外用兵中，都丝毫没有“自卫”的成分。作为曾经的闭关锁国的封建国家，日本的确是被佩里舰长的坚船利炮洞开的。但日本并没有像许多亚非国家那样，成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不需要自卫反侵略。相反，它很快成为一个最富有侵略性的军国主义列强，热衷于扩张。的确，当日本日渐强大起来以后，受到了其他列强的一些制约和限制，但那属于列强之间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如何分赃的问题，在性质上完全属于侵略的范畴，哪来什么“小鸟伊人”的“自卫？例如，日本在侵占我国台湾、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后，都曾受到其他列强以“利益均沾”等理由的干涉或“斡旋”而心有不甘地退出，但它同时从中国攫取了巨额“赎金”。这能算作它受到其他列强“欺负”而“鸟性发作”吗？又如，美英等国限制日本海军战列舰的数量，规定了它与美国海军的比例，日本当然忿忿不平。然而这种列强之间的侵略能力的相互攀比和制约，也能成为对亚洲弱小邻国发动“自卫”的理由吗？再如，“二战”期间的1939年前后，美国因要求日军完全撤出中国而停止向日本供应石油、禁止日本向美国移民。日本不但不从中国撤军，相反却孤注一掷地发动了太平洋战争。这难道也能称其为一只受到欺负的“小鸟”的被迫“自卫”？事实上，从日本当时企图和纳粹德国会师中东、瓜分世界的巨大野心来看，任何“自卫”的影子都是不存在的。

　　日本的“自卫”战争观主要是针对美英等白种人国家的，而同为被“自卫”的亚洲邻国人民则更是“不言而喻”地被它视为必须奴役的“子民”。所以，这种观念是世界性质的，究其本质是日本至上、以日本为世界中心的皇权论的翻板，是种族极端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的又一种表现。日本一些人现在仍信奉和宣扬这种历史观，不仅是对亚洲受害国不反省、不尊重，也是其未解决自身世界责任问题的表现，同时更是对自己的不尊重。

　　现在，日本新内阁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态度强硬，而“自卫军”的问题也在加快推动。如果日本本着与参拜靖国神社和“游就馆”相联系的历史观和心态，进一步发展军事力量和扩大“国际活动”，肯定会遭遇国际社会的反弹和制约。国际形势是瞬息万变的，其转换幅度有时竟会有恍如隔世之感。相信如果照此下去，总有一天美国也会对日本实行限制。如果日本再次陷入遭到这样那样反弹和制约的轮回，那么它是不是又会感觉受到“鸟气”，而来一番“自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