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最近发生了三件大事：德国政局变动、英国首相走向权力的终点、法国社会骚乱。

　　而中欧关系最近则围绕着三个方面展开：一是欧盟国家对华军售解禁问题没有实质结果，中欧关系的“战略”含量增长不多，甚至淡化“战略”色彩；二是贸易上出现持续摩擦，对欧盟的压迫中国有所失望；三是欧洲重新认识中国的潜力和未来，中欧对话和交往加强。

　　在欧洲自身的变故和中欧关系中，有个共同因素，就是全球化。换句话说，欧洲政局的变动与全球化在欧洲的作用分不开。

　　德国政局的变动，是因为执政的社民党政府在应对全球化竞争方面不力，经济迟迟难以结构性好转，而准备主政的基民盟则希望在经济上有番大的改革，以便适应世界竞争的需要。德国是欧洲最大的经济体，但舆论普遍认为，它在过去许多年出现了“病变”，增长乏力，失业严重，在欧洲难当“火车头”的角色。

　　而英国的变局则直接与全球恐怖主义问题联系在一起。2005年，英国上演了自己版本的“9·11”，伦敦遭到重大恐怖攻击。最近，首相布莱尔的反恐政策遭到议会的否决，正处在他执政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中。

　　法国的社会动乱让许多人大为吃惊，这里，除了非殖民化等历史原因，主要还是法国在全球化中的政策和角色产生了它自身的矛盾和困境。一些移民根本没有“融入”法国或者欧洲，事实上也难以“融入”。这样的矛盾爆发出来，是长期以来欧洲与世界矛盾的一个典型反映。

　　还有一件事不得不提，那就是欧洲联盟的不断扩大。欧盟的扩大是欧洲自身存在和发展的需要，这个趋势会继续。在过去几年，它主要是“东扩”，即吸纳属于前苏联势力范围内的东欧国家。东扩产生了这样的问题，东欧势力在联盟中的经济影响力也许不足为道，但其政治影响力则很大。

　　当代历史上的德国曾经一半属于“西方”，一半属于“东方”。1990年，德国统一意味着“东欧势力”开始进入欧洲联盟。这是先于今天的东欧国家加入联盟的，因为德国本身就是“欧洲联盟化”或者“欧洲化”了的。人们往往忽视了这点，只是等到来自“东德”的“铁娘子”默克尔当上了德国总理，才似乎感觉到德国内部的“东欧势力”。默克尔上台是东欧国家在欧盟政治中影响进一步上升的标志。

　　“欧洲政治”是一种因为地区化和地区主义的发生和发展而产生的新型政治，非常复杂。中国对有关的“国家政治”或者“国内政治”比较熟悉和有所研究，但对“欧洲政治”一直缺乏了解。

　　可以说，欧洲是所好房子，但它所处的环境却不怎么好。这个环境最直接的便是它的“外围”，即中东、北非和（前）苏联空间。这一点我们且不多提，但值得指出的是，欧洲面对的不是传统的地缘压力或者地缘战略问题，而是这些环绕欧洲的人口问题。中东、北非人口爆炸，合法和非法移民进入欧洲是长期的趋势。欧洲这所“好房子”，不得不接受大量移民的进入。而移民进入后的欧洲，本来应该换一种治理方式，但欧洲却仍然用老办法解决新问题。

　　中国自在欧洲外围之外。中欧关系在中国改革开放深入进行的年代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我们注意到，这种发展基于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的发展还没有出现大危机。一旦碰到类似其他发展中国家曾经经历的种种危机，欧洲还能否像现在这样对待中国？中欧关系能否经受住考验？这是一种假定。我们当然希望中国的改革克服一个个难关，不发生大的挫折。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快速的社会和经济变化中给欧洲带来历史性的机会，进而加深了双方的经济利益关系。但中国的发展开放也产生了许多超出国界的问题，例如，欧洲也有来自中国的非法移民，中国因为高速发展而出现的环境恶化也直接导致欧洲的气候变暖。

　　这就要求中欧双方把它们的关系置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框架下。在诸如人权等传统政治问题上的分歧，中欧一方面都要坦然面对，加以管理、缩小分歧，另一方面更要从全球化的角度，探索双方在世界治理方面的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这应该是下一步中欧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思考点。

　　（作者系南开大学全球问题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