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岛国，日本拥有容易滋生狭隘民族主义和孤立排外心态的土壤；作为海洋国家，日本拥有容易激发攫取心和冒险主义的环境；作为人口富国和资源贫国，日本又拥有外部扩张的动力。在被一艘美国军舰洞开国门和实行明治维新之后，这三方面因素一直综合地驱动着近代日本的历史发展逻辑，形成了一种以自我孤立的自卑-自大心理向外侵略、又在得手和受挫后进一强化自我孤立的自卑-自大心理的双重变奏。也就是说，日本在向外部世界开放以后，它的“心路”并没有真正坦荡打开，从来没有生成过海纳百川的胸襟和境界，而是始终以一种非常狭隘的民族心同外部世界打交道，并且由此而经常采用错误的方法。在进入全球化的新时代以后，日本仍然没有摆脱这种恶性循环，即仍然在演绎着“孤独的民族”与越来越广泛深入地与全世界合作的需要之间的内在冲突，从而导致今天如此发达的日本却无法成为真正的世界大国。狭隘民族主义和孤立排外心态，以及附着于其上的不良用心、不智选择和冒险主义方法，的确是“日本式悲剧”的肇始之源。

　　同样作为 “二战”战败国的德国和日本，在对待侵略历史和战争责任问题上态度却截然不同。除了许多实际原因以外，和是不是“孤独的民族”这种“基因性问题”关系很大。德国和日本发动侵略战争都受到狭隘民族主义和排外心态的驱使，也都打着“扩大生存空间”的旗号，但德意志民族的文化心理中不富含自我孤立和自卑的元素，这有利于它战后反思自己的错误和调整处世之道，从而稳定地改善与昔日战争对象国的关系。事实上，作为基本上可算作内陆国家的德国，在其文化传统中蕴藏着一种世界主义的情怀，这在它的哲学、音乐和其他艺术门类中都有深刻和丰富的反映。相反，作为海洋国家的日本，却很缺乏这一点。缺乏世界主义情怀的民族是容易萎琐、昏聩的，日本“吝啬”到连一句“我错了”都不愿说出来，与此不无关系。在当今现实生活的细微琐事中我们仍能看到，当有人指出德国或日本的某个产品有问题时，德国人和日本人的第一反应都是“不可能”。但是，德国人是真心且有些僵化地这么说，而日本人却是在嘴上这么说的同时，极为急切却又不露声色地想知道问题在哪里。更重要的是二者都得知的确存在问题以后，德国人会承认自己错了，而日本人往往出于经济等方面的“考虑”，坚持不认错。由此可见，无论大事小事，两个民族对待错误的态度，与其文化心理传统和综合素质密切联系在一起。由于文化心理传统和综合素质的差异，德国今天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而日本一个如此发达的国家却动辄被人说成是“工蜂”、“经济动物”、“政治侏孺”等等，这是何等鲜明的反差！

　　美国《新闻周刊》最近在一篇评论日本外交的文章中，正好介绍了德国前总理施密特9月应邀在东京发表的演说。他在演说中不但批评日本推卸战争责任，而且直言“可悲的是，日本民族在世界上没有多少真正的朋友”。美国《新闻周刊》近而发挥说：日本近年来所陷入的外交孤立境地将进一步恶化。小泉的参拜行为每一次都进一步巩固了一个普遍的观点，即日本对战争表示的悔恨并非发自内心。除此之外，日本几乎与所有邻国都存在领土争端，这种情况在工业化大国中是绝无仅有的。可见，世人对日本今天仍在重蹈由孤立主义文化心理导致孤立现实的复辙，看得都是很清楚的。现在特别是亚洲国家都存在疏远日本的情况，而日本在“入常”问题上得不到非洲联盟的支持，这些都是日本仍然深陷在孤立主义和孤立现实的恶性循环中的真实写照。日本如果不能从“孤独的民族”这种深层文化心理窠臼中多少解脱出来，那么它的孤立现实还要与之互动、还会更加严重，而这将使它无法摆脱“经济巨人、政治矮子”的形象。

　　当今日本孤立主义和孤立现实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只求当美国的小伙计，在处理国际事务中见利忘义，甚至胡搞一通。正如美国《新闻周刊》的文章所提到的：“德国人之所以在战后能够如此成功地与邻国实现和解，原因之一就是他们与其他欧洲国家通过非政府渠道进行了大量的接触”；“日本不能与亚洲国家实现和解的一个原因是：长期以来，它一直是美国的坚定盟友。由于有美国这个超级大国作为自己的地缘政治伙伴，日本并没有真正感觉到有必要与其他国家进行接触”。其实这是日本人很不现代、很不明智的表现，同时也是居心不良的反映。如果说日本在战后各方面很虚弱、必须仰赖美国的扶持；在“冷战”时期因害怕苏联而需要美国的“核保护伞”和“日美安保条约”提供的其他保护，那么，在当今全球化的新时代，一个如此发达的日本，完全有条件靠走和平主义道路、恪守国际道义而赢得各国世界的尊重和友谊，同时与美国保持正常的、合乎当今时代特征的盟友关系，从而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大国。然而日本做的恰好相反：它在虚弱时强调和平立国，发达以后却热衷于修改和平宪法，甚至企图借美国之力搞政治和军事冒险。这完全是一种进一步自我孤立的倒行逆施。这样做除了引起周边国家的反感和警惕，以及强化其美国“军管”下的二流国家的印象，再不会有别的什么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