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无价，两个孩子的意外死亡，引起巴黎郊区持续十余天的骚乱。路透社的消息说，愤怒之火已经蔓延到斯特拉斯堡、图卢兹和雷恩等外省城市。圣丹尼斯的几千居民开始静默行走，以此抗议暴力。

　　几年来，虽然我不曾遭受法国青年们对政府或对社会的那种所谓“报复”，但是这场持久的骚乱难免让我想起自己在巴黎的一段经历。

　　今年3月某天，巴黎的中学生示威游行，抗议拉法兰政府的教育改革。当天下午，我乘坐地铁去示威现场采访。刚走出共和广场地铁站，一位女路警劝阻我不要到转角的大街上去，因为那里情况很糟糕。当然，我还是坚持过去了。对于一位新闻记者来说，没有比见证更重要的事情。

　　博马舍大道上热闹非凡。跟着学生队伍，我一边随机采访，一边拍照。应该说，我在法国见证了无数场游行示威，但是这样混乱的场面的确是第一次看到。街上的学生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人是游行，他们喊着口号，反对政府；另一部分则是“游跑”，他们在队伍里或人行道上狂奔，抢东西、打群架。印象最深的是有一群人拿着棍子，装扮得像切·格瓦拉，像红卫兵，戴着红袖章，追打三三两两的学生。据有经验的巴黎人讲，这次来了许多郊区的学生，他们也想借机到巴黎市区里发泄，表达内心的愁苦或不满。

　　我之所以愿意回忆这件事，是因为我接下来的一点遭遇。出于职业习惯，和往常一样，我举着数码相机爬到了一个高台子上，寻找角度，尽可能多拍点好照片。大概拍了几十张后，忽然发现身底下来了七八个黑人，说你下来。我知道事情有些不妙。他们像群狼一样围在我脚下，虽然大街上到处都是人，但是那一刻我感觉自己被巴黎抛弃了一样。随后五六个黑人将我从台子上拽了下来，我跌到了地上，一只有力的手迅速地从我手里将相机夺走。所幸刚才他们用力并不猛烈，我没有因此受重伤。

　　至今我也不知道谁夺走了我的相机，只觉得在这场骚乱中有个黑色符号而不是具体某个人抢走了我的相机。我没有一点向警察报案的兴趣，在这失序的乱世，你怎可能将一个游走的符号缉拿归案？

　　当然，这不过是一件寻常小事，并不足以让我对脚下与心底里的巴黎心灰意冷。作为一个时代的见证者，无论你遭遇什么，出于对智慧的求取与对真相的尊重，都该抱有一颗感恩之心。但是，这件事的确让我寻思良久。我回想起自己曾经写过的文章，无时无刻不在呼吁社会公正与平等，呼吁对弱势群体的保护。然而，在这混乱的街道上，在那些我曾经试图援以热情之手的弱者面前，我竟然变成了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被剥夺者。换句话说，一个人无论他心怀怎样的愿望，无论他在社会改造与建设的过程中是否当过逃兵，当社会动荡来临时，他只能心存侥幸不受到侵害，而从前所谓的“弱势群体”，以其反抗或报复，将印证法国歌剧《斯巴达克斯》里的一句台词：“我将归来，万马千军。”

　　所以，在近日巴黎郊区及外省的骚乱中，我们看到有千余辆被焚毁的汽车像是沙漠里的骨架一样被遗弃在路上，一些与德维尔潘右派政府毫无干系的超市、货仓也被洗劫、然后付之一炬，甚至连幼儿园这样“与世无争”的场所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侵害。如果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多少有点乌托邦情怀，那么，“骚乱面前，人人平等”则具有某种现实主义特征。否则，在风起云涌的1973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六怎会殒命革命广场？革命之初那位为反对死刑而辞去法官职务的“公民”罗伯斯庇尔，又怎会在成批量生产滚滚人头后反被人送上了断头台？

　　“一个人不能让灵魂之火熄灭，但也不能让它烧出来。”凡高关于火的这句隐喻，可谓意味深长。社会如人，我们该随时关照自己的内心。一个理性的社会应该通过思想之火来表达，日积月累，撑起光明，而不是如此突如其来，诉诸卷地燃烧的野火来表达；换言之，我们应该在日常生活中绞尽脑汁寻找出路，而不是等到某个时日通过烧尽汽油来解决问题。

　　法新社说，“观察家们将这场骚乱当作法国社会不断分裂的信号―――移民、贫穷、落后地区教育水准下降和失业。”无疑，这场骚乱与法国长期以来积累的移民问题有着深刻的渊源。所以，内政部长萨科奇要用高压水龙“清洗盲流”的“极右翼”言论立刻引起激烈反弹，年轻人发誓要继续与警察斗到底，“这才是开始。我们要打到萨科奇辞职为止！”

　　一切正如法国机会平等部长、社会学家阿祖·贝加所言，我们要歉疚地带上我们的尊重而不是摄像机去亲近困难街区的民众，努力消除歧视，多去倾听他们的所思所想，而不是部署更多的防暴警察，追求所谓“速成方案”。

　　法国思想家布莱斯·帕斯卡说，人不过是一根脆弱的会思想的芦苇，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一个好社会，应该学会倾听，学会尊重每一根芦苇的思考与生息，让每一根芦苇获得并拥有持久的公正。在芦苇的思想国里，没有尊卑，也没有先来后到，人人都是思想家，人人都有自我表达的权利。惟其如此，才可能让人类真正告别“群氓时代”。所有点燃风暴与野火、危及芦苇安全的“暴力芦苇”和所有藐视并破坏芦苇思想尊严的“权力芦苇”一样，都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