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三十三届大会20日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保护文化内容和艺术表现形式多样化公约》（简称《文化多样性公约》）。这是国际社会捍卫世界文化多样性的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它意味着文化多样性原则被提高到国际社会应该遵守的伦理道德高度，并具有国际法律文书的性质。

　　文化多样性是客观存在。它涉及以下基本认同：每种文明和文化都是在特定的地理环境和特定的人群中产生和发展的，它不仅包括语言文字、文学艺术，还包括生活方式、价值体系、宗教信仰、工艺技能、传统习俗等极其丰富的内容。尊重多样性，就是尊重文化的异质性。文明和文化有发展先后之差别，却无优劣高下的区分，它们都应获得同等的尊重和人类共同的保护。

　　文化多样性是可持续发展的源泉。如同生物多样性是一个关系到生命在地球上续存的根本问题（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签署了《生物多样性公约》），文化多样性是一个关系到人类文明续存的根本问题。每一种文明和文化都拥有自己的历史精神和人文传承，有独特的美丽和智慧。美国人类学家博克说：“多样性的价值不仅在于丰富了我们的社会生活，而且在于为社会的更新和适应性变化提供了资源。”一种文化如同一种基因，多基因的世界具有更大的发展潜力。2002年9月，在联合国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上，法国总统希拉克提出，文化是“与经济、环境和社会并列的可持续发展的第四大支柱”。会议宣言指出，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集体力量，在可持续发展思想体系中具有重要价值。

　　《文化多样性公约》的诞生是对经济全球化的逆向思考的结果。经济强国的文化产品在“自由贸易”的旗帜下，伴随资本在全球的流动和扩张，冲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其势之猛，使世界上许多国家猝不及防。它造成的后果是文化产品的标准化和单一化，致使一些国家的“文化基因”流失。如同物种基因单一化造成物种的退化，文化单一化将使人类的创造力衰竭，使文化的发展道路变得狭窄。《文化多样性公约》正是在此背景下获得通过的，它确认文化产品不同于一般产品，具有物质和商品两重属性。公约生效后，各国自主制定和保护文化表达方式多样性政策有了保障，在多边国际组织框架内推动文化多样性的交流与合作有了保障，它尤其为支持弱势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极大的空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适时地承担制定这一公约的重任。2001年的“9·11”事件曾被不少舆论认为是“文明冲突”的现实案例。“9·11”事件之后不到两个月，教科文组织大会第三十一届大会就通过了《文化多样性宣言》，之后很快启动了《文化多样性公约》的起草工作。通过这项行动，教科文组织的绝大多数国家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只有不同文化间的对话才是和平的保证。从宣言到公约，我国政府自始至终积极参与。作为文化大国，我们参与其中，既是为了保护和发展中华文化，也是为了更好地向世界其他文化开放。因为不同文化的真诚交流、和谐相处，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动力，也是建设和谐世界的保障。

　　《人民日报》 (2005年10月23日 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