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不是为了寻求友谊，他们只是为了制止战争。”法国前总理罗卡尔如此描述欧洲一体化创建者们最初的追求。几天前，在广州南沙酒店的会议厅里，100多位中国与欧洲的学者展开了一场有关欧洲模式的大讨论。罗卡尔的话很自然地让参与者联想到了今天的亚洲，联想到了60年前的那场战争和战争给亚洲留下的政治与历史遗产。

　　欧洲人培育的不是鲜花，而是土壤。法国人类进步基金会主席卡兰默说过，“在欧洲一体化的创建者看来，欧洲共同体本身并不是一个目标。关键是要彻底改变原来的国际关系，在各国之间建立一种如同我们现在国内所拥有的民主形式，即建立一套同时具有约束性质和解放性质的普通法律。如果没有法律，那就是丛林法则了。”

　　环顾亚洲，我们缺少的也许不是友谊，而是一种像欧洲人那样逐步建立起来的法制基础。如果没有一种保证友谊生根、开花、传播的机制，友谊之花的绚丽又怎么能持久呢？

　　回顾战后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硝烟虽已散尽，但冷战的发生却使亚洲迟迟未能走出二战的阴影。困绕亚洲国家的领土、民族、宗教，以及近年来出现的地区热点问题，大多都与二战有着历史的联系。

　　亚洲虽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最具活力的地区，但战后确立的基本政治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相对于欧洲，亚洲缺少的仍然是一个在亚洲大国和中坚力量引导下建立起来的安全机制，一种携手共进的土壤。因此，我们在60年之后仍然需要战后确立的政治格局来维护亚洲的平衡与安全，朝核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战后，亚洲没有出现一个不仅经济强大，政治上也能够独立的大国，因此也就没有形成能够促进各国走向融合的中坚力量。日本是亚洲最先崛起的经济强国。但是，在超级大国的冷战对峙中，日本轻而易举地找到了遮掩历史疮疤的借口，同时也失去了在反思中认识自我的机会。一个不能深刻反思的日本难以取得曾经深受战争戕害的亚洲国家的信任，也不可能具有引导亚洲走向理解与融合的政治大国的资格。日本的“脱亚入欧”政策更导致了日本缺乏推动亚洲中坚力量形成的意愿。

　　这样的历史背景决定了，亚洲国家在冷战后的崛起中要面临两大挑战：一是慎重解决好历史遗产问题，逐步建立互信；二是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这两大挑战的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建立起一种类似于欧洲的亚洲安全机制，一种建立在新的国家关系基础之上的平衡。这样的机制既符合亚洲国家的利益，也符合美国长远的亚洲战略。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认为，摆在美国面前的长期战略选择之一，就是“将自己的霸权地位小心谨慎地逐渐变成为能独自维持的国际体系”。

　　长远看来，要培育新的土壤，就要有中坚力量，缺少中坚力量的亚洲必然是一个无法团结的亚洲，也必然是一个不得不依靠别人的力量来取得平衡的亚洲。当经济全球化以无比迅猛的速度冲击亚洲，当相互交往越来越多的亚洲国家意识到，单个亚洲国家成功的基础是更多亚洲国家的成功，历史遗留下来的矛盾就愈加突出，愈加尖锐。

　　背负着沉重的历史负担，亚洲迈入了新世纪。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亚洲的政治格局出现了二战以来的最大变化，西方媒体因此将21世纪称为亚洲世纪。有首我们大家都十分熟悉的歌这样唱道：“我们亚洲，山是高昂的头。”亚洲人要真正能够昂头挺胸，向前迈进，就必须具有能够掌握自己命运的力量。

　　全球关注亚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关注亚洲能不能在新世纪里书写新历史。能不能营造一个相互信任、持久稳定的地区和平环境，建造起一条经济、文化和政治的沟通之路，一个让亚洲永远摆脱战争，走向和平发展的机制。新加坡学者马凯硕在《亚洲人会思考吗》一书中说得好，在新世纪开始之际，亚洲人需要询问自己几个严肃的问题：他们如何丧失了一个千年？他们还会失去下一个千年吗？

　　亚洲需要友谊，更需要能够让友谊之树常青的土壤。罗卡尔的话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了一个新的起点。 （作者系《人民日报》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