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当今中国最大的特点就是处于“崛起”进程之中。不过，大多指认中国“崛起”的学者，都只是看到“硬权力”的提升，而忽视了对文化、哲学和社会制度等“软权力”因素的审慎考量。事实上，如果一个国家只是经济或贸易大国，不能算是真正的“崛起”；历史上有无数军事超强的大国，也很快淹没在历史的滚滚风尘之中。一个崛起的大国，没有自己独特的、富有文化底蕴的外交哲学是难以想象的。

　　那么，中国的外交哲学将以何种文化和哲学理念为取向呢？为此，需要辨明以下三点：

　　其一，作为构建中国外交哲学参照系的西方和美国。纵观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少数西方国家一直在国际体系中扮演着“领导”角色，它们的国家哲学是“理性”和“自私”，外交哲学上则信奉“现实主义”，相信丛林原则和弱肉强食。这种外交哲学是无数战乱和祸害的根源。

　　二战之后，国际关系“现实主义”一直是西方国家及其学者看待世界的主流观念。“理想主义”销声匿迹，“新自由制度主义”与其说是一种新的国际政治哲学观，不如说是“现实主义”的一个修正版本。

　　“现实主义”理论的最简约表述，就是“由权力界定的利益”。这里包含着一种无限循环的扩张性逻辑：在国际政治中权力越大的国家，它在世界上的利益就越多越广泛；而利益越多越广泛，又反过来要求越大的权力来维护和争取。这无限循环的链条在现实中必然会断裂，必然导致理论和政策实践上不能自拔的逻辑困境。当今美国就是陷入这种逻辑困境的最为典型的国家。

　　崛起的中国要避免西方大国的“现实主义”困境，首先就要在外交哲学上“超越西方”。

　　其二，崛起的中国自我表达的需要及其文化资源。作为东方文明古国和世界上惟一拥有五千年不间断文化传承的国家，中国对于世界和“天下”有着不同于西方的独特文化哲学观念。这种观念以和平、和谐为主要特征，以“天下大同”和“太平盛世”为理想的追求目标。这就是我们世界观念的传统文化资源。

　　在积穷积弱的年代，中国自然难以充分表达自己对于世界的主张，更无力在实践中加以推行。即使我们表达了，也会因为“国弱言微”而被西方列强所忽视。那样的时代，中国文化遇到西方的武力逻辑，“有理说不清”。中国人只能慨叹“弱国无外交”了。

　　但今天，一方面，一个崛起的中国必然带来中国文化对于世界的“发言权”。另一方面，崛起的中国必须表明自己对于世界的立场，和不同于“西方式”的国家身份认同。表达的时机与表达的需要正找到了契合点。体现在外交和国际关系领域，则是崛起的中国可以自信而充分地表达自己的世界和“天下”观念。

　　其三，中国崛起意味着一种世界责任。崛起的中国被认为是新型发展模式的代表，并被寄望于成为建设一个更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的重要力量。中国人也常以此自许。崛起的中国要做新型的世界大国，盖在于两个方面：一是要寻求自己利益和世界利益的一致性，寻求世界发展的均衡性，不因为自己的强大而奉行弱肉强食政策，而是要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进世界和谐的巨大力量；二是要为世界提供一种新的和平、和谐发展和共同繁荣的理念。

　　西方关于“权力”和“利益”的国际政治话语，总是那么富有“魅力”，稍不警惕，我们也难免掉入这种话语和逻辑的陷阱。崛起的中国要表达自己的“世界关怀”，要承担起一个新型大国的世界责任，要摆脱“权力”和“利益”逻辑的诱惑，中国外交哲学的构建只能基于深厚的中国文化传统，只能以追求和平与和谐的文化传统为取向，舍此别无他途。

　　依据以上三点，崛起的中国必须而且有可能构建起自己的外交哲学。这种外交哲学必须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平与和谐的世界观或“天下”观为基本取向，“超越西方”则是中国外交哲学的必然要求。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