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国家重要政策的形成或者转变往往与一些重大事件密切相关。这些重大事件有可能是天灾，也有可能是人祸，它们的出现往往会形成重要的社会关注，并使各种社会资源围绕这些关注重新配置和调度。

　　例如，四年前发生的“9·11”，是一场空前的人祸，它使冷战后由于“敌人缺乏症”而显得有些凌乱的美国外交政策开始在“反恐”的旗帜下重新聚拢了起来，从此开始了一个以“反恐”为主要特征的新时段。

　　最近接踵而来的飓风，则是一场巨大的天灾，它给美国造成损害和损失可能更甚于“9·11”，其中必然蕴含着促使美国各种内外政策发生变动的契机，这可能也包含已经执行了四年之久的反恐战略。

　　在飓风灾害发生前夕，也就是“9·11”四周年之际，国内学术界对美国反恐战略的走向举办了多场研讨会。依据笔者的印象，关于这个问题，国内学者基本上分为两派意见：

　　一派认为，美国反恐战略正走向“深化”。其主要论据是，布什政府力排众议，坚持在今年年初举行伊拉克大选；积极推动巴勒斯坦选出新的领导人；压迫叙利亚从黎巴嫩撤军；鼓励埃及进行更民主的选举；反对为从伊拉克撤军设立时间表。布什的这些做法显然是在推动所谓的伊拉克民主化，并把这一进程与大中东民主计划结合起来。

　　另一派认为，美国的反恐战略正逐步“异化”。在国会和布什政府内部，这样一种声音不断浮现———专心反恐是对的，但也不能忽视对一些潜在地缘战略对手的防范，因为后者正在利用美国无暇他顾的有利时机趁机坐大。例如，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增长并积极开展周边外交，对美国在东亚的影响形成了挤压；俄罗斯则利用伊拉克战争导致的高油价，挣得了大把的石油美元，其国内政治发展却朝着美国不愿看到的方向发展。为此，应当加大对这两个国家的防范。一句话，美国正在给反恐战略注入更多防范地缘战略对手的内容，令这一战略不断“异化”。

　　而飓风为这场讨论加入了一个新的、可能是更重要的设问：美国的反恐战略会不会因为飓风灾难而出现某种“转化”？提出这样一个设问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这场天灾正在迅速将美国人关注的焦点从千里之外的伊拉克转移到国内。虽然飓风是无法抗拒的天灾，但它却撕开了美国许许多多被掩藏起来的弱点，使得过去积攒起来的各种矛盾迸发出来。美国人在这场灾难中充满了这样的疑惑：为什么在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人们还会为食物和水而哭喊奔走？为什么灾区的场景如同非洲内战的城市———燃烧的房屋，被淹没的大街，漂浮的尸体，游走的暴徒？为什么这个典型的中产阶级社会还有这么多贫困的人口？为什么贫富的界限依然与肤色划着等号？这些问题可能会引出这样的答案———美国最紧迫的安全问题可能是在国内扎好自己的篱笆，而不是到千里之外去反恐和推行民主。

　　其次，布什政府的政治威望受到严重侵蚀。我们知道，布什政府的政治资本是通过反恐战争积累起来的。“9·11”之后，布什的支持率曾一度高达90%。“保卫人民安全”是布什为寻求美国百姓对反恐战争支持而提出的主要论据。然而在飓风灾难面前，布什政府所表现出的迟钝和软弱无力，却使他打出的这块招牌淹没在新奥尔良暴涨的洪水里。加上反恐战争对国内建设资金和各种资源的挤占，布什“反恐一边倒”的政策备受质疑，反战情绪空前高涨。《华盛顿邮报》甚至发表文章称：“布什时代已经终结。”

　　第三，由于救灾、安置灾民和灾后重建，将耗费大量的联邦预算资金，加上布什政府提出的永久性减税政策，将使海外反恐面临越来越大的资金瓶颈。目前，联邦政府的救灾拨款已经超过1000亿美元，灾后重建的费用可能更大。这对因伊拉克战争而背负巨大财政赤字的布什政府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本来就不太顺利的反恐之路将更加难走。

　　就在笔者写作此文时，新奥尔良依旧一片汪洋，布什的反恐战略是不是感到了“天意”的压力？一场巨大的天灾是否会终结四年前一场罕见人祸所导致的政策，值得我们关注。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美国所政治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