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站在十字路口”，美国的欧洲问题专家格德曼在《金融时报》上发表文章说，他google这个句子，结果竟有500万之多！格德曼以此来形容德国大选后出现的僵局。

　　历史上，每当德国处于十字路口，整个欧洲就会焦虑不安。现在，德国又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整个世界开始不安。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关注这个全球第三大经济体的选举：欧元会不会缩水？德国未来政局会有哪些变化？对外政策会不会调整？……所有这些均将取决于德国的民意变化，取决于摆脱经济低迷的核心问题———福利体制改革的进展。后者比前者更重要，因为后者关系到德国人对生活方式的价值取向，这个取向将决定德国，乃至于欧洲未来的走向。

　　德国大选让世界把视线再次投向欧洲的福利模式。因为对福利的“温和”改革，施罗德失去了选民；也是因为要对福利进行改革，以挑战者面目出现的默克尔最终也未能取胜。

　　德国大选的结局，再加上不久前法国、荷兰对欧盟宪法条约说“不”，使欧洲的政治家们产生了这些年来从来没有过的不安。三年前，在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的五个月之后，被称为“一体化之父”的法国前总统德斯坦曾满怀豪情地宣告：“如果我们成功了，在25年到50年内，欧洲在世界上的角色将得到彻底的改变，它将不仅被当作主要的经济力量被尊敬与倾听，它同样可以与我们星球上最强大的政治势力抗衡。”

　　对于希望在历史上留下一笔的欧洲领导人来说，目标是十分清楚的。但是，因为有了目标，可能就会有趋同。追赶某个特定目标本身就蕴含着一种参照的取向。

　　尽管，没有一个欧洲的改革者愿意让改革导致另一个美国的出现，所有的改革者都在尽力使自己的改革找到一种不同于美国的模式，并最终实现与美国的并驾齐驱。但所有的改革又都摆脱不了一个或明或暗的美国影子。只要翻翻近年来的欧洲报纸，你会读到许多如何借鉴美国，增强欧洲竞争力的文章。正如瑞典文化和教育大臣帕格罗茨基所说：“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只有像美国那样才算成功。”

　　矛盾就是这样产生的，早在10年前，德国学者考夫曼就做过极为精确的阐述：“一个基于自由、权利平等，以及借助市场经济和社会福利国家实现其公民团结互助的政治共同体的理想，只能在深受基督教和启蒙运动文化影响的西欧社会的界域中产生。”正是这个“只能”决定了欧洲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与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的差异。欧洲的学者称之为“意识形态的战争”。事实表明，参照美国模式有时会导致不良后果，就像施罗德试图将美式资本主义的因素引进一样。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欧洲老百姓对于实现一个能够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大欧洲的梦想，并没有太多的热情。因为那很可能会意味着更激烈的竞争、更少的福利和更不稳定的生活，无异于“逼”着他们像美国人一样生活、工作。千万不要以为欧洲人不喜欢美国的霸权作风、反对伊拉克战争，就是希望欧洲能成为一个与美国抗衡的力量。他们真正不喜欢的是美国人的价值取向。

　　欧洲人当然明白，拒绝改革无异于自杀。迄今为止，欧洲模式能走到今天，就因为一直在不断调整，盎格鲁－萨克森自由主义没有将它击败。在一些国家，甚至出现了积极的变化。但欧洲的改革只能是缓慢的、艰难的、微调式的，决策者必须小心谨慎地选择改革的方案、步骤和时间。

　　欧洲可能需要的不是与美国的趋同，而是欧洲国家相互之间的学习与趋同，这既是困难之所在，又是一体化的大势所趋。“欧洲之间相互学习也许很困难，但不这样做会被证明更加痛苦。”细心的《金融时报》专栏作家沃尔夫一眼就看到了欧洲问题的实质。

　　欧洲模式的发展还会不断地经受恼人的美国模式的折磨，还会有更多的十字路口。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最终，一个新的欧洲模式只能在欧洲国家的相互学习中不断完善。对于欧洲，重要的也许不是能不能与美国平起平坐，而是能不能伴随着美国的影子，继续沿着一条与美国不同的道路前行。（作者系《人民日报》高级记者，曾常驻欧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