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泉赢在意料之中，赢面之大却在意料之外，”前不久在有关日本大选的青年论坛上，有美女学者慨喟，“‘泡沫经济’的破裂，历时10年的政治漂流，造就了小泉的‘泡沫政治’。”

　　泡沫化政治的实质，就是政客的人气脱离了实际政绩和能力。在这种政治游戏中，国计民生可以忽略，政策成效可以凑合，只要媒体营造出强人魅力，加上偷天换日的选举策略，选票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小泉满脸堆笑在成绩牌前贴小红花，这场面令人联想到今夏在国内红极一时的某娱乐节目———歌唱的水平不重要，重要是短信投票的数量。

　　小泉并不是“超女政治”的第一人，十多年前，美国的克林顿已经把这套游戏玩得出神入化，以至于“拉链门”昭然天下的时候，他的公众支持率依然不倒。小布什及幕府大内的卡尔·罗夫显然也深谙此道，2004年大选，面临伊拉克战争、国内经济两大难题，用一手同性恋结婚问题的道德牌轻松化解。

　　放眼望去，“超女政治”几成世界潮流，在时政栏目中上演的政治秀丝毫不逊色于娱乐八卦。“9·11”事件把一个靠裁决当选的布什塑造成“英雄总统”，当卡特里娜卷过新奥尔良的时候，人们会发现他信誓旦旦地要大力重建的“国土安全”有多么脆弱。至于小泉，在他高举的国内改革大旗下，失业率、自杀率节节攀升，财政赤字超过GDP的一半；在他大谈日本的国际责任与贡献的时候，与周边近邻的关系搞得一塌糊涂。

　　很显然，在层出不穷的“超女政治”背后，必有其时代特征和背景、深层的群众心理基础、意识形态，以及西方式民主的制度缺陷。

　　从时代背景看，冷战的终结造成了民主不能承受之轻。苏联威胁的突然消失使西方失去了一个明确的敌手和对外战略的重量感。哈佛大学的斯蒂芬·沃尔特说：“外交成为可有可无的奢侈品，”因此也成为政客和利益集团争权夺利的牺牲品。即使在数千条生命在世贸双塔的尘埃中消失之后，不超过20个人的新保守主义小集团依然能够把世界上最令人恐惧的战争机器开进伊拉克的流沙阵中。从群众心理看，全球化带来了莫可名状的痛苦和恐惧。全球化把一个从未体验过的外部世界逼近到每个公民的日常生活当中，人们在享受来自远方的廉价商品的同时，也在遭受就业岗位流失之痛，以及不可名状的来自陌生世界和陌生文明的威胁。于是，感觉到恐惧的人们把抵御外来商品、竞争和威胁的愿望寄托在媒体成功塑造的“强人政治家”身上。这些“超女式”的强人真正做什么并不重要，他们只要用表演让公众得到安慰。

　　从意识形态看，新自由主义制造了群众的集体麻醉和狂欢。减税、竞争、私营化和市场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保守主义价值观的普遍回潮给西方世界注入了一针强烈的兴奋剂。因此，在经济学家为资本快速流动、GDP增长而集体欢呼时，西方很多国家都面临着失业率上升、财政赤字恶化、养老金和医疗保险金缺口等社会问题。然而，在新自由主义神话的麻醉下，人们依然在狂欢的气氛中为神话的制造者投去信任票。

　　“超女政治”的深层结构在于西方民主的制度缺陷。在代议制民主的前提下，这一制度的设计把程序正义提升到实质正义之上，于是在理论上可以保障每个公民的权利和自由。然而，制度的设计者有意无意地忽视了罗伯特·达尔提到的一个常识：大多数普通民众并不关心政治，比起日常生活中的工作、家庭、健康、休闲等事务而言，“政治只是生活大戏中的小插曲”。公众的参与不足与政治生活的信息不对称导致了“民主的真正的问题”。过去，人们认为新闻自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然而信息化的今天，资本正日益深入西方主流媒体的命脉。在资本逐利本能和政府娴熟的控制技巧下，西方媒体更多地成为“超女政治”的制造者和吹鼓手。于是，在一场合谋的娱乐游戏中，飘飘然的民主被稀释为“不可承受之轻”。

　　最后，作为不算题外的题外话，作者写下这些文字并不是为了简单的嘲弄，而是想启发更深的思考：在“超女政治”时代，面对中美关系存在的战略互信问题、中日关系的困局以及中国的政治发展等问题，我们可否有新的思路？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外交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