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的崛起，国际安全结构和经济利益格局正在发生改变，中国外交也面临一些矛盾和压力，其中尤以“中国威胁论”为甚，一些西方大国对中国的遏制战略也隐约可见。在采用传统的外交手段化解矛盾和压力的同时，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的有中国特色的外交理念也能为中国和平发展做出贡献。这主要基于以下的考虑：

　　第一，过去西方列强在国际政治中往往陷入争取“权力”和“利益”的循环逻辑困境之中；而中国借助其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可以摆脱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框架的束缚，从“霍布斯式”现实主义哲学中脱离出来。

　　第二，一些西方国家希望崛起的中国成为“现有国际秩序”中的“负责任”的国家，其西方中心主义、文化优越感不言而喻。中国当然会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而且已经这么做。但需要指出的是，以“无政府状态”和“丛林假定”为基础的现有国际秩序，虽然也追求和平，却必然带来种种冲突和战乱。这种秩序包含内在的制度性缺陷，而作为主要行为体的“理性自私”的国家，往往缺乏一种向善的国际伦理。中国一直主张和其他国家一起建设国际政治新秩序。

　　第三，中国具有丰富的关于世界理想的文化观念，可以为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的建设做出巨大贡献。中国的崛起，事实上意味着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在五千年历史积淀下来的文明中，中国对于世界有着一套独特的看法，有着以追求一个和谐世界为目标的哲学理念。中国哲学的“和合”精神，恰可以有效化解现有国际秩序中“恶”的因素，并超越“霍布斯式”的国际政治逻辑。因此，中国有潜力为世界贡献一种新的国际关系理念，甚至一种和平主义的文化。

　　构建一套完整的、内在逻辑一致的中国外交哲学，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可以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立足于中国文化主体性。这是中国外交哲学的基础和依据，依此既能构建起我们“自己的”外交哲学，也能为世界贡献新的理念。

　　二、以推动建立一个和谐的国际社会为长远目标。现有国际秩序存有种种弊端，而以往对国际社会和国际秩序的设想中，有对战争与和平的关切，有对发展、繁荣、平等和民主化的诉求，却没有一个将建立“和谐的”国际社会作为目标。其实和谐是一个良好国际秩序更为根本的要求，只有和谐了，才会有各民族各国家的共生与共荣。中国哲学的“和合”精神，恰可为建立和谐国际社会的目标找到方向。

　　三、发掘和梳理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天下为公”、“和为贵”、反对恃强凌弱、“以柔克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观念。从中自可梳理出一套独特而富有魅力的中国外交哲学话语体系。

　　四、超越“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国际关系现实主义，追求“天下太平”的世界理想主义。“国家利益最大化”事实上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权力和利益逻辑，与对国际秩序的和平追求存在逻辑矛盾和现实冲突，应该被超越。因此，必须抱持中国文化和哲学中的关于世界和谐与和平的文化理想主义。

　　五、以人为本的世界关怀，可以作为中国外交哲学的伦理基础。通过超越西方思想中人与国家对立的观念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人权”观念，崛起的中国有信心追求人与世界的和谐，从而表达人文主义的关怀。

　　基于中国文化主体性和独特性的中国外交哲学的构建，既能为中国和平发展服务，也能为中国表达对世界的看法提供完整的话语体系，也是中国崛起的一个文化衡量标志。▲

　　（作者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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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球时报》 2005年09月09日 第十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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