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初，以色列在耶路撒冷对德国纳粹迫害犹太人的主要头目之一艾赫曼进行公开审判，执行了以色列立法机构建立以来的唯一一例死刑。这次为期数月的审判，对以色列人认知犹太人在二战期间的遭遇、确立对大屠杀新的记忆方式产生了不同寻常的影响。

　　以色列建国初年，本·古里安政府为稳定新兴的国家、激励积极向上的民族精神，注重强调以“华沙起义”、“游击队反抗”为代表的英雄主义精神，而忽略了欧洲犹太人在手无寸铁的情况下面对强权所遭受的苦难。本土以色列人非但未对大屠杀幸存者的不幸遭遇予以足够同情，反而对数百万欧洲犹太人“像羔羊一样走向屠场”的“软弱”举动表示不理解，甚至对幸存者如何活下来的经历表示怀疑。多数幸存者为了新的生存需要，不得不把对梦魇的记忆尘封在心灵的坟墓里。在审判中，100多名证人中的多数不是抵抗战士和游击英雄，而是在屈辱中幸存下来的普通人。以色列人因此了解到集体屠杀的恐怖，开始就国人对大屠杀的态度进行反思，对幸存者表现出理解与同情。

　　在文学创作领域，上世纪50年代的大屠杀文学主要与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合拍。本土出生的以色列作家要么塑造符合时代精神的二战期间的抵抗英雄，要么表现欧洲难民和本土以色列人在价值观念上的冲突。少数幸存者作家虽然描写犹太人在大屠杀期间的痛苦经历，但社会冲击力较小。在“艾赫曼审判”中，许多本土作家对种族灭绝的反响强烈，对待幸存者和流亡经历的态度也开始更新，普通受难者也开始成了作品的主人公。

　　著名诗人、小说家海姆·古里以记者身份旁听了“艾赫曼审判”，并将自己的见闻和感受记录下来，出版了《面对玻璃房间》（1962），起到刺激以色列社会和以色列作家进行心灵反思的作用。古里出于道义和良知，质问以色列人为什么对二战中遭受屠杀的同胞无动于衷，为什么对回到以色列的那些幸存者表示怀疑。他的第一部小说《巧克力交易》（1965）以两个大屠杀幸存者在战后欧洲的遭遇为主线，揭示大屠杀对受害者心灵的贻害，以及人们对幸存者的固有偏见。

　　另一位作家哈努赫·巴托夫在“艾赫曼审判”后完成了自传体小说《特种部队》（1965），暗示出具有英雄主义意识的以色列人在面对民族屈辱过去时所产生的矛盾心态。小说从二战结束时写起。主人公克鲁克参加了英军的巴勒斯坦团，希望投身到反抗民族敌人的斗争中。但部队刚刚抵达意大利、尚未跟德国军队交火，纳粹就宣布投降了。克鲁克在历经战乱的欧洲废墟上不断与幸存者和迫害者相遇，对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逐渐有所认识，同时也为不能更有效地救助幸存者感到内疚。小说结尾，克鲁克在难民中找到一个亲戚，听到对方不住地炫耀自己因在焚尸房干活而活下来的故事，他的热情和分担幸存者痛苦的愿望顿时化作乌有。

　　本土以色列人对大屠杀和幸存者表现出的新姿态，传达出这样一个信息：“你们的经历是我们文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标志着50万幸存者开始融入以色列社会。审判本身唤起了许多幸存者对过去的恐怖回忆，激励他们克服羞耻感，公开讲述自己的苦难。

　　出现在证人席上的幸存者作家卡—蔡特尼克135633，在袒露真实身份后瘫倒在地的瞬间，在审判中最动人心魄，全体以色列人几乎屏住呼吸。卡—蔡特尼克乃德文“集中营”一词的缩写，135633是集中营编号。卡—蔡特尼克原名叶海厄勒·迪努，1917年生于波兰，德国占领波兰期间被送进奥斯维辛集中营。他从获得营救后恢复体力的那一刻便开始写大屠杀经历。当他让一个士兵把第一本书带到巴勒斯坦时，士兵低声说：“你忘记写作者名字了。”他哭了，“作者名？写这本书的是那些进了焚尸炉的人！叫卡—蔡特尼克吧”。他以自己兄弟姐妹的遭遇为原型创作的《集中营少女》（1956）、《莫尼》（1961）和《加利利的不死鸟》（1969）等长篇系列在犹太人中有“犹太家族编年史”之称。

　　即使在二战结束60年后的今天，几代以色列学者和作家已经成长起来，人们在反观以色列民族于1948年建国后对大屠杀历史的记忆和重构时，仍在不住地强调“艾赫曼审判”所起到的转折点作用。

　　《人民日报》 (2005年08月30日 第十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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