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日本的周边外交异常强硬，其结果是全面恶化了与邻国关系，实现“入常”目标更加艰难，在“六方会谈”中也被边缘化。人们不禁要问：日本为何如此不智呢？

　　二战后，日本外交摇摆于美国、亚洲、国际社会之间，在关键时刻则总是“向美国一边倒”、“以美国的是非为是非”、“把美国等同于国际社会”。其实，战后日本历届首相执政过程中也不乏多元、平衡外交的尝试。上世纪50年代初，吉田茂在美国的压力下与台湾“建交”时曾力图保留与新中国恢复关系的余地。五六十年代，鸠山一郎从政治上、池田勇人从经济上都曾想拓展全方位外交空间。田中角荣、大平正芳开拓了“既重视美国，也重视亚洲邻国”的外交视野。1977年，福田赳夫在东南亚做出的“不做军事大国”、“建立相互信赖关系”、“积极提供经济合作”的承诺，被称为“福田主义”而备受关注。在日本经济势头旺盛时期，其后任们也都延续了田中、大平路线。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和中国等邻国的迅速发展，日本保持了一个世纪以上的“脱亚入欧”观念日趋动摇，罹患了严重的“心理不适症”。日本的最大纸币1万日元票面上，至今印着19世纪末期首倡“脱亚论”的福泽谕吉的头像。在最近一项调查中，只有26．9％的日本人认为自己是亚洲人。小泉首相的咨询机构———对外关系工作组的政策报告称，当前日本遇到了自鸦片战争100多年以来未曾出现的“强大的中国”的“新问题”。面对邻国的“追赶”，日本放弃了与美欧并驾齐驱的“日美欧三极论”，退而求其次，欲借美国霸权的“虎威”来确保其在东亚仅次于美国的“第二把手”地位。于是，日本的东亚外交日益失去平衡，“脱亚入美论”再占上风，“一味追随美国、对东亚一味强硬”成为其外交特色。这一现实也反证出，日本的主流外交理念从近代到今日，始终未能摆脱“脱亚”与“制亚”两种极端思维，尚未确立与邻国实现和解、平等交往、共筑地区共同体的“入亚”意识。

　　近年来，日本欲谋取“挟美制亚”和“以亚掣美”的一箭双雕效果，并趁势一举实现绕开历史、抑制中国以及“入常”这3大目标。这是一种回旋余地甚小、风险系数极高的行为方式，其负面效果正在显现。“挟美制亚”，已成为日本受制于美国、孤立于亚洲的“软肋”。“以亚掣美”，也因缺乏邻国的信任做支撑而流于幻想。结果，日本的对美、对亚两面外交陷于恶性循环的死结。最近在“入常”问题上，美国和东亚邻国的合力正使日本的希望趋于破灭，就是个明证。对此，日本资深政治家河野洋平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在国际上陷入孤立状态是小泉首相一味追求亲美路线，在美国不断抛出单边主义外交政策时向美国一边倒的结果。”

　　其实，对日本来说，理顺与邻国的关系，才是走出外交困境的正途、捷径。为此，日本不仅应立即停止诸如篡改历史、美化侵略、否认战争罪责等伤害邻国的行径，更须调整过度追随美国、轻视亚洲的外交政策。如果一味谋求“挟美制亚”，则可能“制亚”不成，反而痛失“入亚”良机，无限延长“寄美篱下”的时间。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人民日报》 (2005年08月24日 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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