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前的联合国改革，可以作出两个基本判断。

　　第一，增常问题难以形成共识，甚至难以达成妥协，很可能久拖不决。

　　原因之一是，目前的安理会五常制权力结构依然能够支撑演变中的国际权力分配格局，且短期内难以改变。中美俄法英五大国际政治力量在当前国际政治中各自的地位、作用和影响力与争常实力相对强大的德日印巴四国之间依然不同程度地保持着各自的相对优势。德日虽经济实力名列前茅，但与五常之间存在着政治和道义软实力上的历史性鸿沟；印巴虽无历史包袱，并处于实力上升时期，但与中美俄法英之间依然存在不同程度的实力差距。

　　原因之二是，拥有否决权的五常都不希望因增常而损害各自的既得利益。在现有基础上增常，难免使五常的权力不同程度地被削弱，即便是不具否决权的增常也是如此。因此，美国明确表示只支持日本入常，其深层意图在于日只能充当美的帮手，绝不能让日与美平起平坐而使美对日失控。美对印则连这点待遇都不给。

　　第二个基本判断是：有关各方达成妥协，增加一定数量的安理会成员，并对一些实力上升的大国增加有限的权利与职能是可能的。首先，安理会需要扩大是各方存在的基本共识。其次，有限度地增加安理会成员并对某些实力上升的大国增加一定的权利与义务，不仅不影响安理会的工作效率，而且能使这些国家在获得更多权利的同时承担更多的义务，使权利与义务相对平衡。更重要的是，此举是应对现实国际政治中权力分配格局演变的有效途径。最后，这种政策取向既兼顾各方利益，又能因应当前形势发展的客观需要。

　　联合国改革对我国外交的影响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其一是我与其他大国之间合作与竞争的关系趋向复杂化。根据目前情况看，这次安理会改革会对我外交战略产生双重效应。正面效应是：酝酿中的安理会增加的成员中发展中国家的数量较多，增加发展中国家的数量不仅有助于提升发展中国家总体的地位和影响力，为我与其深化合作开辟了新领域，而且有助于牵制单边主义，推进多极化趋势的发展。

　　负面效应是：今后，发展中国家追求的战略目标是提升各自在国际和地区上的影响力，使自身利益最大化，这会导致它们之间的竞争因素上升，使合作与竞争的大国关系更趋复杂。

　　其二是我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展合作的难度增加。丰富我与发展中国家合作的内涵，扩大相互合作的领域，是我外交战略的重要环节和迫切任务。联合国改革为我与发展中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但也使我面临如何更好地代表和维护其合法权益的新挑战。他们在与我合作交往的同时，对我的期望值也在不断提高，如何满足其对我日益提高的合理诉求是我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从长远看，在我由发展中国家迈向发达国家的过程中，我与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也在发生新变化，甚至会减少，与发达国家的利益交汇则会相对增多。因此，妥善因应这种新变化和新关系是我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作者是外交学会研究部主任。）

　　《环球时报》 (2005年08月12日 第十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