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尘封已久的历史资料陆续公开，也有不少当事人的回忆不断问世。这些资料和回忆有不少牵涉到当时复杂的国际战略问题，而这些问题对战后乃至今天的国际政治格局演变有着深刻的影响，对我们今天的外交和国际战略研究同样影响很大，因此非常需要学术界认真加以甄别和取舍，从而真正帮助我们更准确地总结历史，更有效地借鉴历史。就历史过程中的国际战略问题研究而言，主观偏见和资料短缺是很大的障碍。但是在大量资料涌出却又不能防止望文生义、人云亦云、“择优录用”的情况下，难免会产生更大的偏见和更多的混乱，从而严重损伤科学的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以下探讨的几个问题，有的是因新资料“抖出”而值得商榷的结论，也有的是业已“约定俗成”的见解，笔者都存疑义，觉得应当做一些辨析，而这种探讨的主要目的是希望防止滥用资料和将错就错。

　　1、中国战区的“史迪威事件”与1944年日军“1号作战计划”以及苏军1945年出兵中国等问题的关系。

　　蒋介石与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不和甚至关系紧张，这是不争的事实。这种关系的确也影响着中美英苏等国的战略合作和博弈。但现在有一些资料、研究由此得出结论说，中国抗战中国民党军队的许多失利、特别是1944年日军为打通中国大陆南北交通线的“1号作战计划”打得很顺手的重要原因，在于史迪威扣住精锐的中国驻印军不放，以及60万八路军在华北未采取牵制日军的行动；而由于日本在行将彻底崩溃的1944年尚能取得如此显著的军事进展，使得盟军最高当局对中国军队的能力深表怀疑，对日本的战争潜力不敢低估，因而直接导致吁请苏军在远东对日作战，其结果是战后远东和中国政治形势的截然不同。这种利用资料的方式和战略分析的结论，显然是片面的。很重要的一点在于，蒋介石把自己最精锐的嫡系部队派往印缅战区，当时虽然有打通印缅交通线、维系军火补给的战略重要性，但更有在1939年以后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使嫡系部队全面改换最新美式装备、使之成为未来“争天下”的强有力战略预备队的考虑，而且后来也正是依靠这些部队在东北打出了一些局面。否则，在组建中国远征军的时候，似应以更适合丛林和山地作战的广西、云南军队为好，但这些部队却被大量布署在华东、华中地区。换言之，在1944年底日本败局已定、施行困兽之斗式的“1号作战计划”时，就算日军在华中、华南地区打得更顺手一些，也就是那么一回事了，蒋介石内心也不会愿意把新一军、新六军等精锐部队调回国内作战。相反，后来败退台湾的蒋介石一定会后悔没有在印缅战区多编练成几个军，那样战后的情况或许会有很大的不同。至于国民党军队第一次入缅作战碰了硬钉子、消耗颇大，属意料之外的事情；轻视长途奔袭、大量轻装的日军，当是重要原因之一。

　　2、日本的“北进”和“南进”战略之争问题。

　　史学界和国际战略研究的通常看法是，在太平洋战争以前，日本军政界存在着“北进”和“南进”的战略之争，前者是以关东军为主进攻苏联、与法西斯德国东西对进夹击苏联；后者是以日本海军为主，在太平洋地区对美英等国发动攻击。只是由于日本关东军在张鼓峰战斗和诺门坎战役中遭到苏军的严重打击，日本才在1939年以后彻底放弃了“北进”战略，转而采取“南进”战略，于是导致太平洋战争爆发。并且有不少分析说，苏联做了不少促使日本“南进”的战略努力；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签订的《苏日中立条约》另附宣言表示相互尊重所谓“满洲国”及“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就是明证。

　　应当看到，日本军政界有人在占领中国东北后提出“北进”的想法、要求是不足为怪的。苏联为了避免两线作战，希望把日本引去“南进”打美国，也完全合乎逻辑。但是，日本本身在国策运筹上是否真的达到“北进”和“南进”两大战略之争的地步，就值得分析了，这关键要看日本的基本战略利益、从而值得去打拼的主要战略目标到底是什么。如果日本的基本战略利益是在苏联远东地区，那么仅仅张鼓峰战斗和诺门坎战役的失利是不足以阻止它的行动的，而且事实上这两场战斗都带有偶发、孤立、“克制”的性质。在1939年以后，日本最需要的东西并不是苏联远东的茫茫冻土和在战时状态无法开采运输的资源，日本也不至于傻到穿越数千公里的死亡战线到苏联西部去和德军进行得不偿失的“会师”，而是需要从美英等国手中夺取急需的石油和橡胶等战略资源。同时，在1931年以后，已得手的中国东北以及后来的“满洲国”需要巩固、消化，而且日军在中国内地每天都在搞蚕食、扩张和直接进行战斗。这些情况决定了日本对苏只会采取守势，不可能搞什么“北进”，因而也不会存在什么“北进”战略。至于日本本身把“北进”作为一种口号公开宣传，完全可以视为其掩护“南进”计划的战略示假，此外也有逼迫苏联订立城下之盟、解除“南进”后顾之忧的目的。

　　3、美英等国军队“进展缓慢”、苏军攻克柏林的问题。

　　过去流行的说法是，美英等国军队在距柏林几十公里时“消极进攻”，遂使距柏林数百公里的苏军完成了攻城任务。这种观点已被逐步解密的资料所修正。即资料表明，美英等国军队与苏军在易北河会师，由苏军攻占柏林，是美英苏首脑在研究战后如何处置欧洲与亚洲的法西斯战败国、以及如何划分盟国利益的雅尔塔会议上决定的。由于是最高领导层做出的政治决定，因而连英军蒙哥马利元帅都愤愤不平地表示，照理是完全可以由他率军先攻入柏林的，但他却不得不停止向东攻击前进，转而去占领其他一些城市。

　　但是，为什么美英首脑在其实已持有“冷战”思想的情况下，同意由苏军攻占柏林呢？对于这个问题研究者们在新资料面前深究得不多。简单而直接的答案肯定是西方国家领导人不愿意造成更多的人员牺牲，因为攻占柏林要准备牺牲100万士兵的生命。但除此以外还应看到，这场殊死战斗必然造成柏林这座欧洲历史名城的可怕摧毁，而至少美国领导人是不愿承担这个历史骂名的；希特勒在欧洲大陆西部尚且没有对一些历史名城“动粗”，战争后期也没有在罗马、巴黎展开防御战，因此即便是痛恨法西斯德国的丘吉尔，或许也不愿表现得比希特勒还差。而由苏军攻城就显得更加“师出有名”一些，因为是法西斯德国首先入侵了苏联，并且它在斯拉夫地区的军事行动也更为残酷。更重要的是从长远政治上看，让苏军去攻城既可以消耗、削弱苏联的战略力量，又有利于美英等国在战后政治中以更大的亲和力在欧洲发挥影响。从战后的发展情况来看，美国当时的政治决定比野战指挥官的想法要更具战略提前量。

　　以上分析不敢保证一定正确，只是希望在新资料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今天，对外交政策和国际战略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启发作用，同时也相应希望这类研究不要囿于世俗的通论。其实国际研究中的这类值得思考的问题有很多，例如“腓尼斯人”的英文开头字母是“P”，和“巴勒斯坦人”的写法相似，那么古“腓尼斯人”会不会是“巴勒斯坦人”之误呢？再如通常都说“中国”（China）是从“瓷器”（china）而来，是由中国的瓷器通过“丝绸之路”传到西方而得名。但是为什么西方人不把中国称为“Silk”（丝绸）呢？事实上西方长时间把中国认之为“契丹”，俄语“中国”的发音就是由此而来。那么英语的“China”会不会也是从“契丹”衍生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