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日本舆论却不是把重点放在自己的历史教育、检点一下为什么战后出生的一代人的历史教育居然“就到明治维新为止”（日本外相语），却一个劲儿地对中国的历史教育说长道短。

　　7月3日，在日本的两家电视台的讨论会上，又提起了所谓“中国反日教育”的话题。讨论会都提到了被某些日本论者“如获至宝”地得到的一本“教师教学用书”，其中的一句话，大意是要求学生“牢记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深仇大恨”。于是有人认为，这是有意激发中国下一代的反日情绪。

　　不止一位日本论者说：“你们看，中国政府如何竭尽全力地把对日本的强烈仇恨深深地铭刻在青少年心里！”然而，他们忽略了教学大纲强调的是“日本帝国主义”。中国政府从来没有说当今的日本是“帝国主义”。

　　“牢记”有什么错？不仅是中国人民要“牢记”过去受外国侵略的历史教训，日本人民也应该“牢记”过去发动错误战争的历史教训。

　　同样，仇恨“日本帝国主义”并不是“仇日”。也有很多日本人对发动战争的“帝国主义”深恶痛绝，如果没有那场侵略战争，广岛、长崎几十万无辜平民也不会遭受原子弹袭击。站在尊重历史的立场上，仇恨“日本帝国主义”应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感情。

　　也有日本学者说些公道话，说“日本在历史问题上应该谦虚一些”。但是主要发言者马上严厉驳斥：日本不需要谦虚，只有日本才是亚洲“惟一、真正的法治国家！”在场的大记者大学者居然无人给提个醒儿：作为一国首相的小泉，就可以藐视日本国宪法第二十条关于“政教分离”的原则、藐视国家不得干预宗教这个“近代国家的基本原理”（东京大学教授姜尚中语），固执地参拜靖国神社，并且对地方法院的正义判决置之不理。

　　两场辩论中，都有一名在日本大学工作的华人教授出席，他们有机会当着日本国民，讲出自己作为中国人的感受和想法。在受到种种限制的困境中，他们挺身而出，多少起到了防止日本舆论“一边倒”的作用。

　　中国的媒体几乎天天在批评日本右翼和政客的错误历史观，但数以百计的文章，几乎没有一篇能够为日本媒体转载，成为被批评者听不到的批评、说服对象缺席的说理。在这种情况下，在日华人教授的勇气确实难能可贵，他们起到了国内学者所起不到的作用。他们不仅仅在为推动中日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做出努力，也是为推动日本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做出努力。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结束60周年，亚洲各国人民都不希望，日本右翼和政客给日本战后和平发展的历史画上句号。

　　（作者是社科院日本所研究员。）

　　《环球时报》 (2005年07月13日 第十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