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移民问题是西欧各国内政永恒的主题之一。如果从宗教文化背景来划分其类别，伊斯兰教的移民是最突出的一大类。  　　1993年夏，当美国知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外交》上抛出引起广泛争议的“文明冲突论”时，西欧舆论界主要从学术研究的层面去看待其观点，并未跟自己身边的伊斯兰问题联系起来。2001年9月11日，“基地”组织在美国制造的恐怖事件，多少还让欧洲公众有隔岸观火之感。虽然去年3月11日西班牙遭受的恐怖袭击已经告诉人们，西欧也有极端分子在活动，但毕竟他们是一小撮，跟“文明的冲突”无关。然而，去年11月初发生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的一起谋杀案，却鲜明地带着“文明冲突”的印记，从而激起西欧各界强烈的反响。两个多月来，西欧国家的政府、舆论界、学术界展开了一场关于伊斯兰教价值观能否与西方现代文明相容、穆斯林移民能否融入西欧社会的持久辩论。类似的讨论历来延绵不绝，但没有任何一次像现在这样深入到宗教文化区别的领域。

西欧社会穆斯林人口比重可观

欧洲发达国家吸纳移民的历史悠久，但高潮是在二战结束后西欧经济进入高速发展之后，大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移民到西欧，成为西欧社会中的少数民族。其中穆斯林人口的比重最为可观。 　　英国外来移民占人口的比重为7.9%，总计460万，其中来自印巴次大陆、非洲等地的穆斯林为150万到180万。  　　德国的外国人比例为8.9%，总数为730万，持伊斯兰教信仰的大约是330万，其中仅持土耳其护照的就达195万，是外国人中第一大族群，几乎成了“外国人”这个概念的同义语。  　　荷兰外来移民为160万，穆斯林人数在90万到100万之间，2/3是土耳其人和摩洛哥人。 　　奥地利的穆斯林人口为34万，人数上仅次于天主教徒和基督新教徒，居第三位。而在首都维也纳，穆斯林占居民总数的7.8%，居第二位。  　　 　　特别突出的是被称为“伊斯兰化程度最高”的法国。由于法国奉行严格的政教分离的世俗主义立国原则，不调查宗教信仰，穆斯林人数不详。但最保守的估计为350万，最高估计为600万，即占人口总数的1/10。伊斯兰教成为仅次于天主教的第二大宗教。他们多来自法国前殖民地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等，一半人取得法国国籍，是移民的第二代甚至第三代。意大利的穆斯林也在100万左右。 　　正如荷兰一社会学家所言，从来还没有这样多的穆斯林作为少数民族在这些世俗国家里永久定居，这在伊斯兰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现象。

西欧对伊斯兰教长期持宽容态度

对于伊斯兰教在欧洲扎根，欧洲舆论长期以来持宽容乃至欢迎态度，尤其是西欧的左翼政党。他们认为，外来文化丰富了欧洲传统的基督教文化，不仅不应限制，反而应该采取措施促进其发展，实现在欧洲建立多元文化社会的理想。 因此，穆斯林人群充分利用西欧法制国家宗教信仰自由的条件，传播和扩大伊斯兰教的宗教信念，并且形成规模。  　　法国各地的清真寺有995座，负责传教的伊玛目（伊斯兰教教长或学者的称谓）有1200人，其中75%不是法国公民，1/3不会说法语。 　　在英国，著名的伊顿公学不久前首次接纳了一名伊玛目作为宗教辅导教师，负责20名穆斯林学生的宗教生活。按伊斯兰教规开展金融业务的第一家银行也已正式开业。穆斯林斋月广播电台现有33个，比2001年多1/3，以英语、乌尔都语、阿拉伯语等进行广播。据报道，也是在不久前，英国上院一个受封的爵士首次面对《古兰经》宣誓就职，而按规定却只能向《圣经》宣誓。  　　欧洲各地的清真寺多由沙特阿拉伯等富裕的石油出口国资助建设，主持传教活动的伊玛目则多由伊斯兰国家政府派遣。土耳其政府宗教事务部定期向荷兰的土耳其人清真寺派遣由自己培养的伊玛目，传教两三年后轮换，而这是荷兰政府所允许的。  　　最具代表性的也许是西班牙的格拉纳达。公元8世纪初叶，摩尔人（阿拉伯人）从北非进军西班牙，很快占领伊比利亚半岛全境。直到15世纪末叶摩尔人才被驱逐出去，基督教恢复了统治地位。伊斯兰教在伊比利亚半岛统治长达800年。但是，伊斯兰教却在当今重返格拉纳达。经过长达23年的斗争，1.5万名穆斯林（北非的外籍工人和留学生）赢得在全城最高点建设清真寺的权利。他们的领袖表示要把格拉纳达建成“欧洲的伊斯兰首都”。

移民融合问题成为爆炸性内政问题

伊斯兰教当然不能与伊斯兰主义划等号，更不能把它同极端派别和组织等同起来。但是，不可否认，有的宗教场所成为极端组织宣传“圣战”、招募恐怖分子、为恐怖活动担任后勤联络工作的基地。一些伊玛目宣传“不要与异教徒来往交友”、“不要西方化”等等。而这正是西欧国家政府最担心的。  　　西欧国家一向鼓励移民接受西方现代文明普遍价值观，采取各种措施促进移民融入西欧现代社会。但是多元文化的理想与融合政策如何协调，如何成为一个有机体，都是西欧各国政府至今没能很好解决的难题。  　　例如法国，移民融合问题已成为最具爆炸性的内政问题。几年前，阿尔及利亚和法国两国国家足球队举行比赛，当法国国歌《马赛曲》奏响时，生长在法国、已是法国公民的第二、三代的阿尔及利亚移民，竟对之报以嘘声，使法国舆论大为震惊。这些移民的后代不认同法国，而认同自己父辈的祖国。  　　再以批评伊斯兰教对妇女态度的荷兰电影导演特奥·梵高被刺为例。凶手虽为摩洛哥后裔，但生于荷兰，说一口很好的荷兰语，也受过良好教育，却不接受言论自由的西方基本价值观，而走上以暴力手段“捍卫”伊斯兰教的道路。  　　又如德国，无数生于此长于此的土耳其和阿拉伯中小学生、尤其是女学生，以伊斯兰教规为由不上学校的体育课，不参加学校组织的外出参观旅行活动，不上性教育课，实际上是向法律规定的义务教育制度提出了挑战。  　　因此，西欧舆论普遍认为，迄今为止，各国政府推行的融合政策是失败的。伊斯兰移民没有融入西欧社会，而是形成了一个个对外界封闭、对内自有一套规则的“平行社会”。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当大批移民进入欧洲时，当时主流的想法是，随着时代的推移，移民会自然而然地融合起来。  　　最为典型的是荷兰。自从17世纪以来，荷兰为维护社会稳定，就把“宽容”作为立国的支柱之一。任何宗教派别都有权在自己的团体内自主自立，也就是拥有对外相对隔绝的世界，如拥有自己的学校、企业、报纸、体育组织等。国家不仅对此提供保证，而且出资促进其发展。曾有荷兰政治家认为，清真寺是穆斯林融入荷兰社会的最佳途径，意即各民族各宗教的文化越有独立发展的空间，融入荷兰社会的意愿就越强烈。  　　多年来，荷兰社会确实在表面上显得相当和谐，西欧其他国家认为荷兰模式是成功地融合移民的典范。但这种宽容忽略了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即各宗教、各种文化相互之间的交流和影响。结果是，移民原来的文化特性更强烈，而不是更多地接受荷兰文化。荷兰的暗杀事件发生之后，荷兰政府的移民事务大臣与当地的伊斯兰宗教领袖座谈时竟需要翻译，因为绝大多数人不会荷兰语。而当她伸出手来与他们告别时，一位宗教人士对她说，他的宗教禁止他与女人握手，让这位女大臣瞠目结舌。虽然荷兰法律要求所有移民学习荷兰语及荷兰文化，但只有15%的伊玛目到荷兰后会说一点点荷兰语，85%的荷兰语水平甚至连到超级市场购物都应付不了。  　　德国许多地方政府很早就注意到伊斯兰教组织以教规为名不让穆斯林青年男女参加义务教育课程的事实，但因宗教自由的原则对其无可奈何。柏林的“柏林伊斯兰促进会”作为25个伊斯兰教团体的联合组织，经过20年的法律斗争，获得从公立学校招收宗教课程学生的权利，目前已从30余所学校招收3000余名学生。教育部门既不知道这种《古兰经》学习班的内容和授课风格，也没有办法对教师的遴选、教材的内容施加影响。教育部门多次指责上述组织的教学计划与《基本法》（即宪法）所确立的价值观不符，但因法庭判决该组织有权进行宗教教育，只好任其继续对土耳其和阿拉伯移民的子女们开课。德国西部的许多伊斯兰组织也正在争取把伊斯兰宗教课正式列入学校课程。

症结在于移民的社会地位和发展前途

“高卢”是法兰西民族祖先的称呼。让伊斯兰教“高卢化”，亦即“法国化”，是欧洲舆论对法国政府近来一系列试图影响伊斯兰教在法国的发展方向、加强融合穆斯林的措施的一个形象的概括。类似的考虑在其他西欧国家也有，例如意大利提出要“意大利的伊斯兰”，而不要“伊斯兰在意大利”。  　　 　　法国国民议会于2004年通过了被人们称为“头巾法”的禁止在公立学校佩戴宗教标志的法律，表明法国政府在限制伊斯兰教影响方面迈出重大一步。这部法律是迄今为止欧洲各国中最鲜明地体现某种强迫融合政策的法律。根据这部法律，公立学校里不准出现任何带有宗教符号意义的标志物，而这主要针对伊斯兰妇女的头巾。法国政府强调，法国奉行严格的政教分离原则，学校里不准进行宗教教育。法国教育部长说，这是为了捍卫社会生活中权利平等的共和信念。  　　除此之外，法国的政治新星、人民运动联盟主席尼古拉·萨尔科齐在任内政部长期间推出国家与申请入籍的移民签订《接纳与融合合同》，要求移民掌握法语，学习并接受法国社会价值观。他还推动成立了各派伊斯兰组织的联合机构——穆斯林委员会，作为法国政府与穆斯林对话的代表机构。穆斯林委员会受政府委托要促进穆斯林融入法国社会。  　　去年12月7日，法国新任内政部长德维尔潘又提出一项新的计划，拟于今年4月成立伊斯兰基金会，从9月开始对伊玛目们进行语言和公民知识的培训。按德维尔潘的设想，这个基金会应主管一切伊斯兰的捐款，包括私人和外国捐款，公开财政来源，从而堵塞可疑的财政漏洞。这个基金会应该由穆斯林委员会、专业人士和国家派代表组成。德维尔潘说，“法国需要的是法国的伊玛目，说法语的伊玛目”。鉴于法国政教分离的原则，国家不准资助宗教活动，因此，他主张伊玛目的培训仍可由私人机构举办，但必须在国立大学系统学习国家学说、语言和价值体系。  　　荷兰大部分议会党团赞成从2008年起禁止外国向荷兰派遣伊玛目，移民归化大臣已经提出，在清真寺传教的伊玛目应该通过由国家承认的资格考试。  　　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的一篇社论认为，移民应该承认和接受欧洲的主导文化。这不是说他们必须彻头彻尾地“德国化”，但必须掌握语言，接受民主制度的法律和欧洲多少代形成的习俗。惟有如此，文化的多样性才能繁荣起来。  　　伊斯兰的“高卢化”或一纸“头巾法”当然不会完全解决移民融合的复杂问题。欧洲舆论指出，穆斯林妇女的头巾只是一个外在的象征物，症结却在于移民在欧洲的地位和发展的前途。当许多移民只能从事收集垃圾等普通劳动时，当他们感受到许多歧视之时，他们自然不会付出努力去融入这个社会，而是通过寻求对其宗教的承认来表明自己的存在。  　　《柏林日报》在一篇社论中指出，社会应该向移民发出希望他们获得成功的信号。如果一个国家真正能给移民以上升的机会，他们才会付出额外的努力去融入这个新的家乡。正如德国总理施罗德所指出的，国家和移民两方面都要付出努力。民主国家不能容许存在平行社会，一个开放的社会的兴旺是建立在对所有人都有约束力的基本价值观的基础之上的。

超越美国疆界的“合众为一”

“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美国人产生了一种与以往不同的身份认同的紧迫感。最近一段时间，美欧许多专家学者都谈到了美国人的信仰问题，甚至布什能够连任的主要原因也被归结为是得到了选民们在道德价值观上的认同。“文明冲突论”的始创者、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新著的书名就是《我们是谁：对美国民族认同的挑战》。一向被世人视为民族大熔炉的美国为什么会有这样强烈的身份危机感呢？这首先是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展有直接关系，比如说美国近年来出现的拉美裔移民潮。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民族意识觉醒的时期，它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的民族意识觉醒有着本质的不同。当时是第三世界国家在非殖民化运动中独立的觉醒，而这一次是在经济全球化时期各民族不断交流、融合，以及同化与反同化的过程中的觉醒。由经济全球化而引发的全球各民族的广泛深入的接触、交往以及同化引发了民族意识的磨擦和激烈碰撞，它正在触及一个民族最深层的价值观和这个民族赖以生存的精神根基。 　　“9·11”之后，美国学者对民族同化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辩，其中之一就是穆斯林的问题。美国目前至少有1200多座清真寺。非基督教的宗教中以犹太教和穆斯林教的人数为最多，犹太教约为560多万，穆斯林约为400多万。由于恐怖分子的身份，全美歧视和攻击阿拉伯裔和穆斯林美国人的仇恨犯罪活动和歧视行为近年来频频发生。美国学者希伯利·泰尔哈米认为，不容置疑的是，“9·11”事件将深化美国阿拉伯和穆斯林群体内部关于他们是谁和他们应该优先考虑什么的辩论。 　　但是，美国与欧洲面临的穆斯林问题又有许多不同。首先，美国的大多数阿拉伯人不是穆斯林，而大多数穆斯林不是阿拉伯人。大多数阿拉伯裔美国人在始于20世纪初的几次移民高潮中自黎巴嫩和叙利亚来到美国，而大多数信奉伊斯兰的美国人是非洲裔美国人或来自南亚的移民。其次，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它本身的社会结构就是多元的，这是欧洲任何一个民族国家所不能比拟的。其三，来自世界各地不同民族的移民在这里有着大体相似的动机，美国在为移民提供更多机会的同时也使他们能够更主动地融入这个社会。其四，正因为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相对于欧洲，移民同化与归属感在美国早就是引起重视的问题，也是一个公开且不断深入讨论的问题。 　　与西欧相比，从人口构成变化的角度看，对美国主流文化冲击最大的是拉美裔移民，这也是一些美国学者最为担心的。当初，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这是重要原因之一。但是，无论是美国人讨论的拉美裔移民的影响，还是西欧人讨论的穆斯林妇女要不要戴头巾，抑或是西方共同关心的穆斯林极端分子与恐怖主义的关系，这些问题的实质大体相同，那就是如何让已经移民本土的外来民族融入西方社会，并认同这个社会的基本准则，接受其核心价值观。不过，民族同化不只是外来民族如何主动适应西方主流文化的问题。在同化与反同化的过程中，外来民族的文化和价值观，以及他们所信仰的宗教也会对西方主流文化产生影响和冲击。移民欧美的穆斯林面临着适应与变革的考验，西方主流社会也同样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这也是美国人感觉到身份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像亨廷顿那样的学者已经深深地意识到，在一个日趋多元化的美国社会中，必须要有能够像美国总统徽标和硬币上印着的箴言“合众为一”那样的基本准则，多元化绝不能损害这个准则。这个“一”就是美国社会赖以生存和美国能够确保世界最强国地位的基础。 　　不难看出，在一些美国学者对民族同化思考的背后，隐含着的是西方文明优越论及其普世性。新加坡学者马凯硕曾经指出，“许多西方人有意识地或潜意识地认为，如果没有西方价值观体系，就没有任何社会可以真正地现代化。”而这样一种意识又与西方人所信奉的宗教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有个数据颇能说明问题，据2002年的统计，美国有84.2%的人信奉基督教，1.59亿基督徒构成了美国成年人人口的3/4。许多西方学者早就认为，美国社会与政府的结构及其这个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是建立在基督教文明基础之上的。 　　如果说亨廷顿提出“文明的冲突”时，那还只是学者们对本国移民同化问题的觉醒，那么，“9·11”事件则让美国人感到了身份认同的外来威胁。“9·11”事件加剧了美国新保守主义对西方文明优势地位被危及的担忧。五角大楼和纽约世贸中心的烟尘尚未散去，美国媒体就几乎一致地认定，这场袭击的目标是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因此一些美国学者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如果你不同化他，你将被他同化或者被他所破坏。打赢文明战争的唯一办法是保持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念。这意味着要抛弃诸如多元文化之类的自由派的灵丹妙药，大力保持引导西方成为“自由和繁荣的灯塔”的传统。 　　正是出于这样的理由，美国人才会对欧洲的穆斯林同化问题十分关注。美国著名学者福山不久前谈到欧洲的穆斯林同化问题时说，民族同化的要求在欧洲人眼里几乎就是对政治正确性的违背。他警告说，这将会带来严重后果，如果欧洲不严肃关注民族同化特别是伊斯兰移民的民族同化，就可能出现爆炸。福山偏偏在这个时候提出这个问题，不只是因为那些发动“9·11”袭击的骨干分子有的是从欧洲而来，甚至在那里受过良好的教育，更重要的是欧洲的穆斯林同化问题与美国的拉美裔移民同化同样举足轻重，它将直接关系到西方世界赖以维系共同利益的基础价值观念。一旦欧洲的同化出现失败，或者说受到破坏，那就不仅是欧洲的问题，而是整个西方世界的问题了。 　　当欧洲人还在考虑欧洲内部的民族融合问题时，美国人已经把目光伸向了全球。实际上，随着美国士兵开进伊拉克，“合众为一”的问题就已远远超越了西方国家的疆界。我们从美国新保守主义向全球推行的理念，从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外交政策目标，从几天前布什总统的就职演说中，都可以体会到一种传教士般的狂热。可以预见，民族的同化与融合将会成为影响全球政治格局演变的重要因素，由此引起的磨擦与矛盾将贯穿整个21世纪，它无疑会增加后发展民族国家寻找自身发展模式的难度。

欧洲面临文化难题

当前，关于欧洲穆斯林移民和文化的问题在欧洲引起了一场大辩论。  　　据不完全统计，穆斯林人口在西欧约有2000万，成为当地重要的少数民族；其坚持本体文化的倾向很强，形成了欧洲的“文化马赛克现象”。近年来，欧洲不同文化间的不协调现象有所浮现，如法国的“头巾法”事件，荷兰导演的被刺事件，使“文明冲突论”似乎成了自动实现的预言。有人开始质疑西欧建立多元文化社会的政策。  　　中国学者辛旗1993年写过《诸神的争吵——国际冲突中的宗教根源》一书，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几乎同时面世。他指出：“诸神争吵难以止息，还是那个古老主题：教义、利益、疆界。”在欧洲内部，不存在疆界问题，但信仰和利益的问题是存在的。  　　不同的信仰体系之间往往没有一个可供辩论的话语逻辑平台，所谓“诸神的争吵”，只是彼此信念的重申。有论者认为，开放社会的兴旺是建立在对所有人都有约束力的基本价值观之上的。这引出了两个问题，其一，信仰自由本身即欧洲社会的基本价值观之一，统一价值观和信仰自由之间存在某种矛盾的可能；其二，伊斯兰文化与欧洲主流文化之间是否有共同的价值观，做“无”或“有”的回答均是难题。  　　笔者较为欣赏亨廷顿的一段话：“文化是相对的，道德是绝对的……在多文明的世界里，建设性的道路是弃绝普世主义，接受多样性和寻求共同性”。但是，世上事往往知易行难。  　　在利益方面，有论者认为，穆斯林移民在欧洲多从事低收入劳动，有被歧视感，因此更愿意生活在同文化族群中，希望通过本身的宗教认同来表明自己的存在意义。这说明，文化背后更是一个社会问题。  　　最近和一位外国文学专家有过一次交谈，他谈到，阿拉伯文化对欧洲文艺复兴有很重要的积极影响。他没有展开谈，但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真正的原动力究竟是文明融合还是文明冲突，这应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极端事件回放

法国“头巾法”事件  　　2004年2月初，法国国民议会通过被称为“头巾法”的法案。该法案禁止在学校佩带任何明显宗教标志，包括伊斯兰头巾、大十字架和犹太人的小帽等，目的是为了维护法国的世俗政体，防止教育场所受到宗教干扰。该法案的通过在法国国内和黎巴嫩、巴林、约旦、埃及、印度尼西亚等国引发抗议。8月20日，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克里斯蒂昂·谢诺和《费加罗报》记者乔治·马尔布吕诺在伊拉克遭“伊拉克伊斯兰军”绑架。绑架者一开始要求法国政府必须在48小时内取消“头巾法”，并两度延长处决期限，但法国政府拒绝了绑架者的要求。12月21日，两名记者被释放。  　　自2004年9月2日“头巾法”生效后，已有数名违反法令的法国女中学生被学校开除。  　　荷兰导演被刺事件  　　2004年8月，荷兰一家电视台播出了特奥·梵高导演的一部反映穆斯林妇女遭遇家庭暴力的短片。该片播出后，遭到了荷兰穆斯林的强烈抗议，凡高及其合作者索马里裔荷兰女议员阿里都收到了死亡威胁并被置于警方的保护之下。然而，11月2日，47岁的梵高还是在阿姆斯特丹的一个公园附近遇刺身亡。凶手在枪击和刀刺梵高之后，还在他的尸体上留了一封长达5页的信。这封信除了对阿里进行死亡威胁之外，还有一些极端主义言论。  　　事件发生后，警方迅速逮捕了26岁的摩洛哥裔男子穆罕默德·布耶里及另外7名穆斯林青年。  　　梵高的遇刺在荷兰乃至整个欧洲引起强烈反响。凡高遇刺导致荷兰国内的排外情绪上升，鹿特丹、乌特勒支、布雷达等地甚至出现了到清真寺纵火的行为。

人民日报国际周刊供稿，相关报道见2005年1月28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