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伊拉克战争为标志，美欧分歧宣告了冷战体制全面解体；世界新秩序的建构权争夺战正式拉开

　　●未来一旦中美之间发生纠纷，美欧联手压制中国的局面，再次出现的可能性极小

　　●由于美欧传统友谊关系已演变为目前的竞争关系，美国不可能与所有大国同时树敌，除非在某些特别的问题上发生不测，未来的中美交往，不确定性也会有所减弱

　　●美欧分歧为中国创造的机会，不是令中国在外交上有了新的筹码，而是给中国提供了发展自己的空间，中国应抓紧时间提高自身的能力

　　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句中国老话，同样适用于国际政治。纵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世界，以伊拉克战争为标志，美欧分歧宣告了冷战体制全面解体；世界新秩序的建构权争夺战正式拉开。面对这种新的国际动态，中国正在迎来自己的机遇，虽然这样的机遇不宜估计过高。

　　世界政治进入新战国时代

　　伊拉克战争中的美欧分歧及其后的事态演变表明，国际政治已进入新战国时代。

　　美国主导的伊拉克战争，其宗旨是通过中东改造加强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然而事态并没有朝美国希望的方向发展。在两极格局瓦解后的最近十余年里，美国从没有像今天这样，领导地位遭遇世界主要国家的普遍反对。一个大国能不能在世界建立起霸权、能不能主导世界政治生态系统，关键要看这个国家的价值观念和实力运用，能否得到其他国家的追随和响应。一个成功的政治家之所以成功，在于他有众多拥戴者；一个成功的世界性大国之所以成功，也在于有众多的国家心甘情愿唯其马首是瞻。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在冷战期间曾经做到了这一点。但伊拉克战争前后，传统盟友与其纷争不断，战争结束后，西班牙等国更是纷纷撤出驻伊拉克的军队。这一切表明，美国的政治号召能力正在急剧减退。一个没有号召力的英雄当然还是英雄，但当英雄四顾时，身后一片苍茫，无人在侧，这样的英雄已陷迟暮。

　　西方世界价值共识的解体、世界政治重归以往的大国政治时代，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世界政治又步入了历史正轨。总体而言，当下世界政治呈现出两种倾向：美国的“新帝国主义”扩张及全球控制雄心；欧洲与东亚两个历史性世界体系正在复活并且主张自身意志。由于欧洲和东亚都是人类历史上富有活力的文明中心，加上这两大世界体系均在20世纪下半叶获得了经济复苏和经济增长，如今，欧洲和东亚的政治自主意识重新喷发出来，它们不可避免地要寻求与实力相协调的政治权益。虽然从广义上来说，美国仍是广义上的欧洲文明的一部分，但自美国独立之后，北美文明体系事实上已超出欧洲文明的框架。因此，欧亚对政治要求的追求与美国对全球霸权的追求成为完全不同的两种趋势。

　　所以，当下世界政治的基本态势是，两种意志的竞争。这一竞争具有两个层面的内涵：实力与价值观。从实力层面而言，大国都想实现更大程度的联合，以形成对美国具有一定制约的新势力；从价值观层面来论，欧洲与美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上的政治文化系统明显不同，且都想寻求主导地位。而从全球来看，目前尚无明确的国际政治价值共识，能得到多数大国和整个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因此，未来的世界秩序将取决于：整个世界将形成什么样的国际关系价值共识和大国将形成何种形态的实力结构。单纯的实力无法缔造秩序，它必须有价值观作为支撑。如果不把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硬化为一种必然的文明对立理论的话，那么，他的学说具有重要意义，人类世界的确存在价值观念的冲突，伊拉克战争后的伊拉克国内局势也说明了这一点。

　　在今后一段时期内，由于奉行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政策的布什取得连任，基于美国政治文化在伊拉克战争中的表现，欧洲对美国的信任关系，不会那么容易恢复，世界总体的大国竞争与角逐关系，也不太可能有大的变动。

　　美欧分歧为中国创造外交机会

　　伊拉克战争后国际政治权力分散化趋势的加强，对中国来说，利大于弊。在欧美利益、观念分歧显性化后，欧洲基于其自身历史经验，会向中国伸出橄榄枝，以借中国平衡美国的压力。未来一旦中美之间发生纠纷，美欧联手压制中国的局面，再次出现的可能性极小。原先在大国力量对比中，欧美对抗中国的景象将烟消云散，中国在两极格局崩溃后所承受的国际性压力，不能不说已大为减轻。

　　同时，由于美欧传统友谊关系已演变为目前的竞争关系，美国不可能与所有大国同时树敌，除非在某些特别的问题上发生不测，未来的中美交往，不确定性也会有所减弱。在美国的超强地位还没有其他国家可望其项背、但大国又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制衡的国际政治背景下，中国的可选择余地有所扩大。

　　相对有利的态势，并不等于有利本身。把暂时有利的态势转化为实际长远的利益，还要有战略上的灵活调整和策略上的机敏应对。在一个没有价值共识和没有建立起实力均衡结构的世界上，中国何去何从？在不把当下的大国关系想像成硬性的敌友关系、依旧与美国取得协调的同时，中国需要从霸权力量的纯粹追随者与纯粹挑战者之间，走出一条与这两种方式都有分别的道路。而其必不可少的选择之一，就是抓紧时间进一步密切与欧洲的交往，使两者关系更上一层楼。因为欧洲与中国有共同抵抗霸权的战略需求。

　　同时，还需要看到的是，单纯的外交并不足以保障未来中国的利益与安全。欧洲是中国可以借用的对象，但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欧洲的可借用程度又是有限的。原因是目前的欧洲还只是一个经济上刚刚实现统一的欧洲，在政治与防务一体化上，力量还很有限。想像一下法德两国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酝酿建立“法德军团”，但最后却无疾而终且迄今没有新进展，其中的困难不难想见。在欧洲的外交与军事事务仍呈现各个民族国家各行其是状态的情况下，一个经济上统一的欧洲，在军事和外交上是没有多大力量的，它对美国霸权的制衡能力也受到很大限制。

　　因此，对中国来说，应该看到的是美欧分歧为中国创造的机会，不是令中国在外交上有了新的筹码，而是给中国提供了发展自己的更大空间，中国应抓紧时间提高自身的能力。外交是实力的反映，实力是外交的支撑，没有一定的实力保障，再多的外交上的奇思妙想，都不过是花拳绣腿。中国的安全与利益，主要还是靠自身的力量来维护，外交能力只能作为整体能力的一部分，是对其他能力的完善和补充。在伊拉克战争和布什取得连任后的世界上，中国的国家和国际战略选择，关键还是要在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上取得协调。而其中应有之义就是，要走出单纯用经济学看问题的方式，转而学会以政治眼光看待和筹划中国的未来。

　　（本文作者系中国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环球时报》 2005年01月10日 第十五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