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全球公共政策网络 促进世界和谐发展

　　本周五，世界目光将聚焦于北京举行的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借此东风，由哥伦比亚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巴黎政治大学以及国立新加坡大学四所高校合作创办的全球公共政策网络（GPPN）项目也于20、21日在北京大学举行第三届年会。

　　在“和谐全球化：寻求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的大会主题框架下，数十位公共管理领域的中外学者、专家、政府官员围绕全球金融监管、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以及全球治理的未来等话题展开讨论，提出真知灼见。

　　培养了法国70％的政治家、80％的企业家的巴黎政治大学以其政治学、社会学的精英教育模式享誉国际，并有“法国社会精英的摇篮”之称。此次年会上，巴黎政治大学校长戴国安教授将主持“能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专题讨论会。在其动身前往北京参加会议前夕，本网记者对戴国安教授进行了专访

　　记者：谢谢您接受采访。先请您向广大读者介绍一下全球公共政策网络（GPPN）项目的情况。

　　戴国安：建立全球公共政策网络（GPPN）项目主要基于两个理由。首先源于巴黎政治大学的教育理念和优势资源。1872年巴黎政治大学成立之初，我们就致力于私营经济和公共行政管理两学科的综合研究，尤其是研究公共事务对经济活动的组织、干预和协调关系，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局限于法国和欧洲范畴的研究。而今天，我们的视野更加广阔，所有涉及全球性的国际问题如能源、全球气候变暖、金融危机等问题都成为我们关注和研究的对象，正如现在人们所说“面对问题，全世界应联合行动”。这不仅秉承了巴黎政治大学为国家、社会培养精英的教育传统，也是全球化发展对高校教育的新要求。为此，我们联合了在公共管理领域享有声誉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美国哥伦比亚大学（SIPA）在2005年创建了全球公共政策网络项目，国立新加坡大学作为第一个亚洲合作伙伴去年加入我们的队伍。在去年新加坡举行的第二届年会上，我们一致认为应该在亚洲再选择一所重要的、最关注世界问题研究的名牌大学作为外围合作伙伴，这就是中国高校。

　　记者：为什么会选择北京大学作为本次年会的主办地点？

　　戴国安：正如刚才所说，中国高等学府已经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北京大学向我们张开了双臂，这种建议我们通常都很重视。此外，我们还有3位教授以清华大学为基地与中国大学开展科研合作，可以看作是巴黎政治大学在北京的常设机构。所以该项目的其它合作学校都认为选择北大是一个不错的主意。

　　记者：本届年会的主题是“和谐全球化：寻求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其中设置了4个议题涉及金融危机和环境可持续发展，请问是出于什么考虑确定了这些议题？

　　戴国安：首先得承认，大学是有这个科研能力预测一些国际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从去年次贷危机爆发之后，我们就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像大家一样，我们并不能很准确地知道危机到底会演变到什么程度，对经济活动产生多大破坏作用，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加强全球金融协调将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对于环境问题，我们倒是一直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尤其是致力风险研究的Laurence Tubianna教授和科研中心的其它社会学专家都对能源、环境课题都有所研究。这里我想先强调一个概念，即先要有发展，其次是追求可持续性发展。因为在西方世界，我们似乎忽视了“新兴国家”的发展需要，他们的发展在未来20、30年里都将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帮助他们进行可持续性发展也是全球化的一个基本内容。在这个过程中就有公共管理的介入，而这应是一种长期、战略性的干预管理模式，同某些企业只考虑眼前利益的打算是不同的。公共政策管理强调的是着眼现在、放眼未来的综合研究和协调，所以对待气候变暖问题等全球性问题我们也不能只局限于欧洲，或者美国，或者亚洲范围的研究，而是要携手合作，共同应对。

　　记者：那对于年会上讨论的金融危机，您认为大家会从中得到解决危机的方法么？

　　戴国安：我只能谨慎地说，这种交流论坛并不能给解决金融危机带来现成的答案。坦率的讲，现在没有人能说金融危机什么时候结束，也没人知道要改变金融规则具体该做什么，唯一确定的是大家要共同参与、一起为解决问题努力工作。我们要建立一个新的金融秩序，既能符合资本主义的要求也要满足金融领域的需要，因为金融业在当今的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任何工业、社会的发展都离不开金融业，所以很多东西都需要再思考。世界变化得太快，从政治角度来看，金融危机对改变世界产生很大影响，甚至导致世界格局的重新洗牌。从美国称霸世界这30年来看，不是军事力量而是凭借其经济实力让它傲视全球。如今美国经济像沙丘那样出现了部分坍塌，所以不得不快速展开国有化自救。看看现在美国已经用纳税人的钱想尽办法来挽救陷入危机的银行，的确让人难以想象。世界变化太快了，每个人都为之吃惊。所以我们不可能短时间内解决所有问题，我们需要对所发生的事情进行交流、分析和探讨，然后坦然面对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举行年会，举行主题讨论会，就是希望各位专家学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各抒己见，然后深入思考，寻求可能的解决方案。

　　记者：那可以理解为金融危机的解决进入了一个死胡同？

　　戴国安：应该说是进入一种不确定状态。大家都讨厌“不确定”这个词，不论是个人、企业还是投资者、政府都不喜欢这种不稳定状态。如果能预先知道下面要发生什么，那每个人就能提前做些准备，找到自己的位置，计划好后面工作。反之如果什么都无法预知，人们就会处于一种恐慌、一种压力中，甚至可能未经深思就草率做出决定。目前，全球就处于这种无法预知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的不安状态中。

　　记者：不管怎么说，我们只能共同努力寻求办法。那这个过程中，发达国家和“金砖四国”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又各自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戴国安：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回答。一种是专家的影响作用。比如金融专家通过研究能预测出危机对自然环境恶化能造成哪些直接的、重要影响，而欧洲受他们言论的影响就比其它地方大，美国更甚。这也是我们所说的“信心危机”，一种焦虑和极度敏感的情绪在欧美蔓延。而对于中国、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来说，政府考虑更多地是百姓物质生活环境的建设，也就是发展的话题。发展就意味需要大量能源消耗，开发新能源并非易事，所以煤还是中国和印度的主要燃料。我们当然知道煤污染比较大，但是想一下整个19世纪欧洲都使用的是煤，包括20世纪大部分时间。在那期间，欧洲人从来没用说过要考虑烧煤是否污染环境，所以欧洲应该明白，其他国家也想要达到他们的发达程度，也可能要经历同样的发展过程。但不管怎么说，环境在恶化，发展中国家也是受害者之一。因此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我们应该通过技术合作，减少因发展经济破坏环境的代价。比如，中国和印度已开始重视核能的建设。作为发达国家可以提出合理性建议，而不是强迫发展中国家按他们的意图做，因为我们生活在欧洲，只有欧洲发展的体验，不能对别国发展指手画脚，甚至成为“说教者”。所以这次年会也是希望来自不同国家的专家、学者或政府官员、企业家畅谈交流、增进理解、建立更多信心、推动共识。

　　记者：萨科齐总统多次提到应尽快将中国、印度等发展国家纳入西方利益集团体系如G8组织，这样有利推动解决全球问题。您对此有何看法？

　　戴国安：这是务实的态度。我们不能一方面要求中国要承担这样或那样的责任，比如要求它在货币政策和环境保护方面承担重要责任，但另一方面却在为世界制订规则和对国际事务做决策时，拒绝中国的参与。作为欧盟轮值主席，萨科齐总统的呼吁是有道理的，我们不可能在解决全球问题时离开中国的参与，这对印度来说是同样情况。

　　记者：您在年会上要主持有关环境保护的主题讨论，那您对中国的环境问题如何看待？

　　戴国安：抱歉，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我想讨论会上的那些专家学者应该能回答你的问题，我很愿意将问题转给他们。

　　不过可以说的是，中国的发展需要大量能源，因此要帮助中国尽可能使用那些污染性小的能源。中国的空气污染还是令人担忧的，即使在北京奥运期间我们也能看到一些污染情况，当然这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改善环境已经非常重视。我个人认为大力提倡使用公共交通工具，这是一个减少空气污染行之有效的办法。

　　记者：作为校长，您认为巴黎政治大学对学生的培养目标是什么？

　　戴国安：当然，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地方。尤其对年轻一代人来说，学校的教育应该帮助他们认识到今后20或30年会遇到什么样的重大问题。我认为一个学生如果进了大学后对他今后的生活、工作、甚至是人生还一无所知，没有任何概念的话将是很可怕的事情。作为老师，我们应该从科学知识、社会经济以及思想道德方面来教育学生，让他们有责任感，培养他们有面对问题、认识问题以及寻找问题答案的能力。

　　记者：据了解，近几年越来越多中国学生考入了巴黎政治大学继续深造，您对中国留学生的印象是什么？

　　戴国安：是的，在我们全校7500名学生中已经有中国学生118人。我和绝大多数人的看法一样，就是中国学生非常出色，尤其是他们的勇气和魄力让人钦佩。中国也有很多名牌大学，能让他们做出到远离父母、朋友到陌生国家来读书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这需要一种坚强的性格，也是强烈的求知欲望和个人好奇心使然。这是很突出的一点。其次让我印象极深的是，中国学生的适应性非常强也很快，不仅是语言学习上的进步，还有对东西方不同文化的理解和感悟、对不同工作方法以及社会人际交往都能很快适应，这些都让我非常吃惊。我希望当这些学生学成回国之后，至少已经喜欢法国、或者从事和法国有关工作，并对巴黎政治大学怀有美好的回忆。

　　人物简介：

　　戴国安（Richard Descoings）1958年6月出生巴黎，巴黎政治大学（Sciences Po）校长，曾就读于法国国家行政学院（ENA），担任过国家行政法院国务委员和若干部长智囊团成员，从1996年始任Sciences Po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