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世界觀與世界的中國觀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研究員 劉軍紅

　　 2008年，世界認識了一個古老而又新鮮的中國﹔中國也更清楚了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與責任。世界的中國觀與中國的世界觀，同時發生了令人驚異的變化。

　　世界認識中國，在於中國的飛速發展，更在於中國對世界的責任意識與經濟社會發展同步俱增。認識是一個過程，發展、進步更是一個長期積澱的歷程。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做出了《關於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標志著中國正式啟動了改革開放的戰略程序。中國的改革開放，在冷戰堅冰期起步，在世界巨變中摸索，歷經三十年風雨，走出了獨特的“中國模式”。中國在融入世界體系的同時，迎來了新世紀。

　　在這一過程中，中國由一個被貿易封鎖的國家，發展成“世界的工廠”和“世界的市場”﹔人民幣由從未被世界認知，發展成令美歐日等發達國家倍加關注的新興貨幣。而上世紀90年代初期剛剛啟動的上海証交所，到了2008年更成為全球投資者不能忽視的新市場。甚至上証指數的變化，一度被國際金融市場看作世界股市的震源。與此同時，2008年中國的貿易收支順差首次超過2000億美元，外匯儲備接近2萬億美元，中國成為當之無愧的世界第一儲備大戶，更成為維護世界經濟穩定發展的關鍵動力。

　　2008年無法讓世界忘記的是，北京奧運規模空前，古今中外文明交融，被國際奧委會盛贊為“精彩絕倫，無與倫比”，更為各國民眾驚嘆不已。而同樣令世人不能忘記的是，南方雪災、汶川地震，不僅沒有壓垮中國人，反而讓世界看到了一個萬眾一心，眾志成城的偉大民族及其凝聚力。誠然，我們無須諱言，中國依然處於發展階段，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社會再分配體系尚未健全﹔市場快速發展的同時，各種市場准則、標准，乃至道德意識尚待完善。中國人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世界也為此深感焦慮。但可喜的是，面對困難與困境，中國人沒有氣餒，更沒有沮喪，而是勇敢面對批評，直面現實，認真整改，樹立科學發展觀，與世界和諧進取，走科學發展道路。

　　尤其是，面對金融危機引發世界經濟瀕臨衰退，中國政府敢於擔當，率先出拳，刺激需求，主動調整經濟增長結構，並積極與各國協調政策，共擔國際責任。

　　經歷好事壞事相伴的2008年，中國對世界的認識更加成熟，對世界的責任更加清晰，對世界的貢獻更加明確而真實。世界也更加正視中國的發展，贊賞中國人的真誠和坦然。中國並不追求令人羨慕的大國地位，中國人也並不模仿所謂的大國心態。歷經發展、困難和成熟，中國人更加“堅持自己的位置和足下的土地”，更加珍視帶來發展機遇的包容與融入精神。

    什麼是“中國力量”？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世界經濟與政治》雜志主編 王逸舟

     2008年的年終歲末，似乎是探討中國力量定義的合適時機。在這一年，內政方面，中國挺過了罕見的冰雪災害和地震災難等壓力，成功舉辦了史上最輝煌、世人交口稱贊的一屆奧運會﹔各種事件以不同形態向世界証明，中國力量不僅堅韌強大，而且以“和”為核：它對內注重民眾需求、建設和諧社會，對外強調和平發展、推動和諧世界。在這一年，外交上，中國不僅繼續發展了與周邊鄰國、發展中世界、發達經濟體及多邊機制等“四條線”的對話合作關系，還在全球經濟遭遇始發於美國金融危機並逐漸蔓延的嚴重危機沖擊的時刻，承諾通力聯手應對危機和穩健改革國際金融體系，同時加大內需拉動、果斷調整宏觀經濟政策，為世界經濟走出低谷階段做出貢獻。有分寸地說，中國力量確屬當代國際關系中的一支增長著的建設性力量。

　　放寬眼量還可以發現，當代中國力量的生成，主要來自過去一段時期極富活力的改革開放進程，其間包含了政治領袖的高度智慧和人民群眾的創造勞動。三十年間，佔全球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國人，保持了社會政治的穩定和團結，創造出年均近10%的經濟發展速度，使這個國家成為全球最大的新興市場和最活躍的增長來源。對比一下：三十年前的中國還是國際體系中一個相當邊緣的國家，六十年前的中國剛剛解決政治獨立、擺脫列強枷鎖的問題，而九十年前的中國仍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東亞病夫”。因此，也可以認為，中國力量提示了經濟發展目標的優先性、漸進有序的國內變革方略、以及曾經貧窮國家的提升路徑。對於五百年間始終由西方主宰的近當代國際體系而言，中國力量或許預示著新的改造階段的降臨，意味著非西方世界創造力的介入與增強。

　　中國力量並非沒有自己的局限。在不太高的人均GDP、教育、醫療和環保水平下，中國人仍然遠沒有實現精致舒適的美好生活﹔中國經濟的增長方式面對新的十字路口，存在升級換代的迫切壓力﹔執政黨和政府的政治現代化目標及其落實情況，比較經濟發展速度及普通百姓期待還有不小距離﹔與老牌世界大國相比，中國外交和國際戰略手段不多、“話語權”不大，提供的國際公共產品更是有限﹔要緊的是，中國人自己並沒有充分意識到“中國力量”這個概念的重要性和被關注度，也許尚未做好揚長抑短、發揮作用的准備。雖然這一切均有可能改進，但一定是艱巨而漫長的進程。然而，無論如何，世界有理由看好中國力量的前景，中國人自己也有信心逐步增強這種力量。

   2008：中外關系的轉折點

龐中英

 　　中國與世界的關系是一個長期的歷史大課題。中國與世界的關系一直在演變。即將過去的2008年，是中國與世界關系的一個關鍵年份，甚至是一個轉折點。

　　從中國的角度看，中國自身的大變化，也就是對內改革和對外開放，深刻地改變了世界。從世界的角度看，世界的全球化，也就是全球經濟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深刻地影響了中國。

　　2008年，中國竭盡努力，成功和美好地貢獻了第29屆奧運會，向世界人民展示了一個改革開放30周年后的新中國，標志著中國全面融入國際社會。同時，奧運會讓中國重新認識了當今世界的復雜性。中國的“世界觀”變得更全面、更客觀和更深刻。

　　全球化在曲折中不斷深化，中國抓住了全球化的機會，成為全球經濟中日益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全球化也帶來種種重大問題和挑戰。當前的全球金融危機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遭遇的最嚴峻外部經濟沖擊。中國經濟的“外需”大幅萎縮，最大的貿易伙伴美國和歐洲等陷入嚴重的經濟衰退。在一個全新的世界環境下，中國統籌國內和國際兩個大局的重要性和艱巨性增加了。

　　中國與世界的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局面已經形成。通過各種機制，全球聯系的深度和廣度極大地改變了中國的生存環境。中國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需要世界，世界也沒有像今天這樣需要中國。這不僅體現在繁榮時期中國對全球經濟增長日益增大的重要貢獻上，而且體現在危機時期中國對穩定世界經濟不可缺少的作用上。

　　向世界鄭重承諾繼續對外開放的中國是危機中的世界經濟的希望。同時，中國發展的繼續和升級需要一個持續開放的而不是保護主義盛行的世界經濟。為此，中國需要開展更多、更大的國際合作。

　　為了共同安全和共同利益，加強國際制度、奉行多邊主義是解決包括金融危機、貿易保護主義、氣候變化、恐怖主義等在內的全球性問題的重要途徑。這一年，在上海合作組織、聯合國大會、北京亞歐峰會、華盛頓“20國集團”峰會和亞太經合組織峰會等多邊外交場合，中國的負責、積極和合作的角色世人矚目。

　　中國的發展和進步總是不乏來自仍然在世界經濟和國際制度中佔據優勢的西方的干涉和干擾。西方從中國參與全球化的過程中受益巨大。但是，一些西方勢力卻因為中國的快速發展和在國際上不斷增大的作用，患上各種各樣的“焦慮症”，他們漠視中國在世界上合法、合理的權益，對中國缺少應有的尊重，繼續以“中國威脅”混淆視聽。他們居然把中國存在的問題當作抵制和削弱中國的工具。中國用自己的歷史進步以及對全人類的貢獻有力地回答了他們的無理指責和攻擊。

2008：中日關系重上正規

楊伯江（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 日本研究所所長）

　　“暖春之旅”的意義首先在於，它是在中日之間完成三輪總理級互訪、關系乍暖還寒的重要時刻，由中國國家元首時隔10年進行的國事訪問，標志著兩國關系由此重上正軌，領導人會晤制度化。其次，盡管面對東海、“問題餃子”懸案，但雙方共同努力，訪問如期進行，為今后樹立了良好范例。即無論有什麼問題，領導人會晤都要堅持，而且要和個別懸案脫鉤，不被后者制約。第三就是“戰略互惠關系”得到充實，並被納入第四份政治文件，由此也就超越了安倍一屆內閣的地位，對今后日本歷屆政府都具有規范作用，從而為關系的健康持續發展奠定了政治基礎。

　　日本轉變對華態度，關鍵是戰略利益使然。首先，日本的前途更依賴東亞地區。近年世貿談判受挫、全球競爭分片展開，更凸顯日本的發展戰略需要地緣依托。其次，日本的發展也更有賴於日中合作。實際上，小泉頑固“參靖”、釀成政治僵局的幾年，也恰恰是日本對東亞、特別是對華經貿依存度迅速上升的時期。這種上升趨勢今后也會保持。第三，是日本國內反思與調整的結果。小泉外交漠視亞洲鄰國，到頭來，也損害了日本自身的地區戰略利益，錯失參與東北亞安全事務的歷史機遇。

　　由於經濟社會的重大變化及政黨政治的不成熟，日本政局今后可能會持續不穩。自民黨處於歷史性衰退過程中，但足以相取代的政治力量尚未成型。目前朝野表面對峙，但政治理念及人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政策高度同質，各懷分裂內憂。非要經過幾次選舉、幾番整合后，才能各得其所，塵埃落地。這一趨勢的外交影響顯而易見。日本對外戰略的展開、資源的運用會受到內耗牽制，同時政策穩定度下降。從對華關系看，在兩國力量對比變化的背景下，民族主義情緒對政策的影響力會一路走高，在一些問題上態度可能趨硬。但同時，“示強”又難以跳出對東亞、對華依賴加深這一大框架，在重大問題上不得不講實際、講合作、講“互惠”。所以，無論自民黨還是民主黨、或無論自民黨內哪股勢力掌權，對華政策都會具實用性和兩面性。

　　中日在地緣戰略、發展戰略上有碰撞，而且由於歷史和現實原因，政治互信不易確立，導致碰撞所造成的心理影響被放大。中日在東亞“兩強相對”的關系格局對雙方都是新事物，況且彼此間“權力的轉移”今后可能還會繼續發展，中日關系如何有效管理、逐步轉型，的確是一場前所未有的挑戰。不過，畢竟時代在進步，“一山難容二虎”等傳統現實主義觀念也在慢慢失靈，中日關系“軟著陸”應具有充分的潛在空間。

2008：中俄關系繼續全面發展和推進

邢廣程（中國社會科學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2008年中俄關系繼續得到全面發展和推進。兩國最高領導人會晤機制繼續發揮良好的作用，梅德維杰夫擔任總統后將中國作為獨聯體之外的首選出訪國家。此后胡錦濤主席和梅德維杰夫總統多次在多邊國際場合會晤。普京總理訪華，參加北京奧運會，溫總理訪俄與普京總理會談。兩國高級領導人的持續接觸和會談，不斷給兩國關系的發展提供持續發展的動力。

　　兩國在涉及各自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問題上相互支持，尤其值得稱贊的是，汶川大地震后俄羅斯反應迅速，積極主動地幫助中國受災地區，從提供援助物資到派遣大型直升運輸機，從派遣救援隊到邀請災區兒童赴俄羅斯訪問，體現了俄羅斯對中國的友好情誼。

　　兩國經貿關系在今年實現了戰略性的突破，兩國政府簽署合作備忘錄，同意修建東線石油運輸管道，這使醞釀和談判十多年的東線石油運輸管道合作計劃終於敲定。中俄兩國經貿合作上了一個新的台階。

　　面對國際金融危機，中俄兩國從容應對，兩國領導人在相互會談中明確表示，中俄兩國要密切合作，遏制國際金融危機對兩國的消極影響，強化兩國的經濟合作，比如中國和俄羅斯正在積極談判中國給俄羅斯250億美元的貸款問題。這可以看作是中國與俄羅斯反金融危機合作的重要步驟。中俄兩國關系具有很好的發展前景。兩國領導人已經正式商定，未來兩年兩國將舉辦“漢語年”和“俄語年”，兩國將在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和能源等各方面都取得更大的成績。

2008：中美關系已現持續發展的韌性

傅夢孜（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院長助理、研究員）

　　2008年的中美關系顯示出了其獨特發展的韌性，成為把握全球大國關系最有意義的風向標。年初，台海形勢因島內領導人變更趨緩，兩岸互動出現新形勢，成為美方亦樂見的正面發展。但是，上半年中國經歷了十分嚴峻的挑戰，特別是3·14事件后，一些西方國家揚言抵制北京奧運會開幕式時，美國總統布什相對堅定地對中國一圓百年奧運夢的支持，並出席了這場盛會的開幕式，這在美國總統參加非本國奧運會開幕式的歷史記載（第一次）和中美關系史上將是不可忽視的。2008年在北京、在日本的洞爺湖、在華盛頓和利馬，中美首腦在雙邊與多邊范圍有過多次會晤，推動了兩國建設性合作與對話向深入的方向發展。

　　中國是一個崛起大國，美國是一個超級大國，歷史上像這樣一對國家的關系並不好把握，因為當時的霸權都遭遇過崛起者的挑戰。美國作為一超大國，也不乏對崛起大國可能挑戰的擔者。

　　2008年則可能成為改變大國關系這一歷史軌跡或者消弭戰略疑慮的元年。中國自覺融入國際體系已經三十年，在全球化時代，中美形成了空前復雜交叉的利益，雙方關系的平穩發展對各自均有重大的戰略利害。2008年也夯實了中國更為自信與積極的戰略心態。在大國關系上，更願意看到一種利益上的水漲船高而非你消我長的狀況。美國身陷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機時，中國對內大動作刺激內需，對外大手筆守持美元債券，胡錦濤主席應布什總統之邀出席在華盛頓舉行的G20峰會並力促國際合作應對危機，顯示了負責任大國的姿態。

　　美國新總統即將上台，奧巴馬的智囊也呼吁新政府維持與中國“真正長期的接觸”，奧巴馬有著加強與中國在氣候、能源、地區安全、克服金融危機等方面合作的願望，這將有利於中美關系不致因美國新總統上台拖長無謂的磨合與適應期。

　　盡管雙方的摩擦與矛盾不可能一朝之內煙消雲散，但一個超級崛起的大國與一個現存的超級大國之間建立起建設性合作的關系，使冷戰后常常動蕩不安的中美關系取得了持久穩定的發展，中美雙方建立一種面向未來的建設性戰略合作關系，也同樣有著值得期待的戰略意義。

2008：中歐關系在碰撞中成長

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所所長 周弘

　　2008年中歐關系起伏跌宕，充滿變數。中德關系剛剛從默克爾總理會見達賴的陰影中走出來，中英關系和中法關系就又由於奧運火炬傳遞在倫敦和巴黎的受阻而承受壓力。

　　3·14事件后，歐盟與美國簽署了共同譴責中國的聲明，很多歐盟國家都表示不了解和不認同。薩科齊突然宣布要在原定中歐首腦會議之后會見達賴，此舉也沒有獲得歐盟內部多數成員的支持。

　　作為一種特殊的區域政治體制，歐盟成員國，特別是英法德等大國，在歐盟對華政策中舉足輕重，但是，無論是英國、德國、還是法國都不能在對外政策領域裡代表整個歐盟。在歐盟27個成員國中，既有反華的勢力，也存在著對華友好的力量。所有這些力量都要在歐盟復雜的機構中發生作用，使得中歐關系不僅具有重要性和戰略性，而且具有復雜性和多面性。

　　亞歐首腦在第七屆北京峰會上討論了包括世界經濟與金融、全球石油市場、可持續發展等在內的廣泛的全球性議題，發表了應對全球金融危機的主席聲明，推動了世界經濟峰會的召開。作為東道主的中國在協調立場，推動共識方面發揮了重要和積極的作用。亞洲和歐洲國家以亞歐會議為平台，開拓了亞歐共同認識和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的新渠道和新領域，為進一步發展中歐關系創造了機遇。

　　中國和歐盟同時經歷著歷史性的調整與轉型，中國通過轉型和加速度發展，跨入現代化社會，而歐盟則通過轉型變得更加具有競爭力。兩種轉型的起點和面臨的挑戰不一樣，各自經受的考驗和付出的努力與也不一樣。但是中歐都在努力使世界更加和平，使自己的人民更加富足，所以，中歐之間的相互學習和促進是可能的，但是必須建立在相互理解和尊重的基礎上。

　　雙邊關系的改善建筑在雙方共同意願和共同努力的基礎上，身為歐盟輪值主席國的總統，薩科齊單方面做出危害中國根本利益的言論和行動，不僅損害了中歐戰略合作伙伴關系，也忽視了歐盟成員國的權益。這種對華政策的機會主義最終也不能為大多數歐盟成員國所接受。

　　意識形態差異是中歐關系的一個表象，而不是實質。冷戰時期，歐洲與中國沒有根本性的戰略沖突，中歐之間也沒有出現激烈的意識形態紛爭。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歐洲為中國的改革與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意識形態因素並沒有影響歐洲對華投資、貿易、援助、合作。面對實力日益強大的中國，面臨改革困境的歐洲出現了一種不健康的社會心理，認為以自己的方式取得了成功的中國將挑戰歐洲文明的普世價值和心理優勢。在這種情況下，歐盟把中國文明當作“非我族類”而進行的各種批判性價值判斷將不會中斷。

2008：歐俄、歐美關系仍在持續調整之中

中國社會科學院 吳白乙

　　歐盟是國際戰略格局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但由於其雙邊與多邊復合的對外關系結構，歐與俄、美等大國之間根本上存在利益和行為的不對稱性，從而造成雙方政策目標變動頻繁，合作與摩擦兩面性突出，調整空間廣闊但時效影響有限。2008年歐俄、歐美關系的發展，既表明歐盟對外政策繼續在變動中尋求突破，也說明全球戰略格局深刻調整的大背景給歐盟帶來的推動和局限。

　　本年度歐俄關系從俄實現梅-普權力架構，歐對緩和本已緊張的對俄關系寄予期望開局，卻繼續在北約擴大、中歐國家部署美導彈防御系統等重大安全問題上針鋒相對，及至夏季發生俄格沖突時雙方戰略互信似乎降到了歷史的最低點，多數歐盟成員國輿論甚至將俄指為“新帝國主義”的代表。盡管輪值主席國法國竭力參與和平斡旋，甚至出於對俄在能源、地區安全等問題上的現實需求，主導了歐俄伙伴計劃復談，但從根本上看，歐俄關系依然缺乏戰略穩定的基礎，歐視俄為其在歐亞大陸的異質競爭者，其對俄政策將持續在意識性排斥和功能性調和之間搖擺。如果世界經濟持續衰退造成國際油氣市場長期不景氣的話，可能造成今后歐對俄能源需求的下降，也會給雙方政治博弈帶來新的不確定因素。

　　2008年歐美關系實際上“外鬆內緊”。一方面，雙方對北約擴大、伊朗核問題、氣候變化等政策協調明顯改善，另一方面雙方深層認知依舊問題多多。盡管跨大西洋外交活動已趨密切，歐洲社會對布什政府在死刑、虐囚、環境、社會安全以及伊拉克戰爭等政策上的保守主義做法依舊耿耿於懷，對美認同持續下降，從而在奧巴馬訪歐期間對其變革主張高聲喝彩。隨著下半年國際金融危機的加劇，歐洲經濟遭受的損失巨大，政治精英和公眾輿論紛紛指責美國的監管能力，進而在歐盟特別峰會、歐美領導人會晤及20國峰會等場合提出改革國際金融體系的主張，矛頭已直逼美國霸權的根基。很明顯，歐將繼續憑借其制度性力量的比較優勢，利用任何機會平抑美國的霸權壓力，謀求共同主導國際秩序的地位。

2008：美俄矛盾總爆發

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 金燦榮

　　2008年8月8日，俄羅斯與格魯吉亞爆發的軍事沖突肯定是今年的大事之一，原因在於俄格沖突實際上是近年來美俄矛盾的一次總爆發。

　　在剛過去的四五年裡，美俄兩國圍繞“顏色革命”、北約東擴、美國在東歐部署導彈防御系統、科索沃問題等產生了一系列分歧。雖然兩國表面上都希望維持雙邊關系的大致穩定，比如今年4月6日的美俄領導人的索契峰會發表了《俄美關系戰略框架宣言》，宣稱雙方已終結互視為戰略威脅的時代，並且兩國也確實在推進巴以和平、在談判解決朝鮮和伊郎核問題上展開了某些合作，但總體來看，美俄關系是愈行愈遠的。

　　美俄雙方大都認為美俄矛盾是西方內部的矛盾，亨廷頓就曾直言冷戰是西方世界的“內戰”。后蘇聯時代的俄羅斯領導人也都是堅定的歐洲派，俄羅斯的國家目標就在於讓歐洲承認其是完全的歐洲國家。因此，如果處理得當，美俄雙邊的良好關系是可以預期的。即使是在美俄雙方發生尖銳沖突的當下，不少人也認為兩國的緊張關系是暫時的，俄羅斯堅持對抗是戰術性的短期行為，其目的在於讓美國最終接納它。

　　然而，事實上，美俄矛盾具有深刻的地緣和歷史背景。首先，就地理狀況而言，俄羅斯和美國是相鄰大國，隔白令海峽相望。兩大相鄰強國無友善是國際關系的基本常識。布熱津斯基在《大棋局》中就直言不諱地指出：“除非俄羅斯分裂為四五個國家，否則美國就不可能對俄羅斯放心。”

　　其二，雙方的歷史記憶不同。俄國認為，它在歷史上抵抗了兩次來自東方的侵略，挽救了西方文明。因此，在他們的歷史概念中，俄國是有恩於西方的。然而，西方認定俄羅斯的文化水平不及歐洲，對俄國有著深刻的文化蔑視和自我優越感。

　　第三是文化結構上的原因。美俄都是深具“彌撒亞”式救世主義傳統的國家，對未來世界秩序塑造都有強烈的使命意識，這就使得美俄在文化層面的沖突不可避免。

　　第四，美俄矛盾還緣於雙方地緣戰略利益的沖突。

　　從主觀方面看，冷戰結束后，美國將冷戰的勝利歸功於自己戰略的成功，而非蘇聯的自動退讓，陶醉於“歷史終結”的美夢中。美國非但沒有心懷感激，反而以戰勝國姿態自居，不斷擠壓俄羅斯的戰略空間，經濟援助上也口惠而實不至，從而失去與俄羅斯和解的歷史性機遇，並且給今天的美俄矛盾埋下了伏筆。

　　俄格沖突后，美國對俄羅斯進行了嚴辭批評，但行動上反應還是很謹慎的，相反，俄羅斯積極與美國所厭惡的伊朗、敘利亞、委內瑞拉發展關系，對抗姿態非常明顯。國際輿論對美俄關系的動向高度關注。

　　未來美俄關系的走向，一是要看美國奧巴馬政府上台后的對俄政策是否趨於緩和，二是要看石油價格下降對俄羅斯財政和經濟的影響，俄國近年來高調與美國叫板的前提是石油價格高漲提升了其國力，現在形勢逆轉，俄國還有沒有能力保持其強硬態度值得注意。

2008：次貸危機深刻影響世界格局

張宇燕（社科院亞太研究所所長）

　　有關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原因的討論汗牛充棟，歸納起來大致有如下十種解釋：其一，美國政府對金融機構監管不力﹔其二，美國貨幣當局奉行了錯誤貨幣政策﹔其三，貪婪成性的金融機構過度投機﹔其四，美國整個金融業的腐敗和共謀行為﹔其五，美國龐大金融機構高度官僚化﹔其六，美國人的低儲蓄和高消費﹔其八，表現為巨額貿易赤字的國際經濟不平衡﹔其九，美國反恐戰爭耗費巨大又久拖不決﹔其十，貨幣金融市場天生的不穩定性和周期性。上述十種原因既各自獨立又相互關聯。

　　在這十種原因之外，還有一種討論得不很多的原因：美國維護特定國際分工格局——即美國用金融產品換取中國的工業制成品和俄羅斯、沙特等國的資源與石油——的努力。

　　進入21世紀以來，美國連年巨額經常項目赤字必須依靠更多的資本項目盈余來平衡，換言之美國必須輸出同等數量的“金融產品”才能平衡其國際收支。金融產品在此主要包括政府債券、機構債券和股票以及與之相關的一大批金融衍生產品，再加上美元紙幣本身。和實物產品與服務類似，金融產品也需要創造，而創造的途徑之一就在於金融創新。

　　在2000年末，美國股市泡沫破滅了，這同時也貶損了美國金融產品的吸引力，並殃及美國據此平衡國際收支的能力。彼時彼刻，如果不能迅速創造出某種金融產品以填充縮水股票留下的巨大真空，那麼美國與中國及沙特等國之間以金融產品換制造品和資源能源的分工格局便岌岌可危。

　　在此背景下，房地產及與其相連的資產証券化便登上了歷史舞台。受到低利率和房地產價格看漲預期的激勵，借助於使房地產証券化的各種復雜精致的金融創新，沒工作、沒收入、沒資產的“三無人員”借錢買房的契約，即所謂“次貸”，經過打包竟然也成為了全球投資投資者的投機對象。這種以金融產品置換來提供或補充金融產品量之不足、而非在增加儲蓄和減少貿易赤字上下功夫的做法，頗有些飲鴆止渴的味道。果然好景不長，金融產品中最薄弱的環節“次貸”上首先爆發了危機，隨后迅速蔓延，並至少把大半個世界拖下了水。

　　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危機對世界格局的影響復雜。從絕對的意義上看，美國經濟受到重創並已經進入衰退。從相對的意義上看，美國全球經濟和政治地位則很可能得到增強，因為歐洲和日本的經濟衰退十有八九比美國程度更糟、持續時間也更長。這一點已經從美元近兩個月來急劇走強顯現出來。繼續持有甚至擴大持有美元資產的風險固然很大，但在一個雲波詭譎的世界，持有或增持非美元資產的風險更大。隻要目前這種國際分工格局在此次金融風暴中經過修補后得以維持——應該說這種可能性較大，美元的國際地位便會在未來三五年呈現出趨強態勢。

　　在此，最大的變數來自於中國能否成功應對。如果中國成功應對了金融危機帶來的挑戰，那麼真正意義的多極化世界時代就到來了。如果中國在應對挑戰過程中耗竭了自身高速增長的能量，那麼“一超多強”的世界就不僅會維持下去，而且會得以鞏固。

2008：在金融危機中迎來世界政治經濟的新時代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研究員 宿景祥

　　目前世界經濟遭遇的這場危機，在規模、范圍和復雜性方面都是史無前例的，它是現行世界經濟體系中長期郁積的諸多矛盾的總爆發。作為這場危機的源頭和中心，美國經濟受創最重，自去年年底便開始陷入衰退，金融和汽車等關鍵性的經濟部門萎靡不振。美英之間傳統上的金融聯系，使金融危機從美國最先沖擊了英國，隨后又迅速蔓延到了歐洲大陸。預計明年年初，美國、歐盟和日本這西方經濟三大中心出現整體性的經濟衰退，還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的第一次。

　　金融危機對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和中東歐等地區經濟也產生了嚴重影響，中國、印度、俄羅斯和巴西等各主要新興大國的經濟增長步伐都將有所減緩。但預計在西方經濟全面衰退期間，發展中國家經濟仍有望維持一個相對較高的增長速度，成為確保全球經濟繼續增長的“唯一引擎”。在危機面前，西方世界不得不承認新興經濟大國對世界經濟和金融穩定所起到的巨大作用。

　　過去的幾十年來，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日益推進，世界政治經濟力量也一直在從西方發達國家向廣大的發展中國家轉移。在世界經濟陷入危機時期，這一進程變得越來越清晰。這場危機的全面解決，勢必要求廣大發展中國家在參與國際政治經濟事務、改革國際金融體系等許多重大議題上，有更大的發言權，從而使整個世界經濟格局在危機中完成一次重大的調整。從這個意義上說，這場危機不僅將成為美國鼎盛時期終結的一個分水嶺，也是世界政治經濟秩序新舊時代的分界線，它標志著過去兩百多年來一直由少數幾個歐美國家輕而易舉地行使著經濟、政治和文化霸權，操控全球重大議題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這是現代國際政治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既符合歷史辯証法的邏輯。

2008：“地球村”競爭規則繼續改變

余萬裡（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中心 副教授）

　　2008年7月9日，八國集團（G8）首腦同5個發展中國家領導人對話會議就能源安全與氣候變化會議展開討論。

    11月15日，二十國集團領導人金融市場和世界經濟峰會發表宣言，強調在世界經濟和國際金融市場面臨嚴重挑戰之際，與會國家決心加強合作，努力恢復全球增長，實現世界金融體系的必要改革。

    11月20日，聯合國安理會一致通過第1843號決議，決定對包括海盜和武器走私人員在內的所有破壞索馬裡和平與穩定的個人和實體進行制裁，12月2日，通過1846號決議，將各國與索馬裡過渡聯邦政府合作在索馬裡海域打擊海盜的授權延長12個月。

　　上述三個事件正好對應了當代世界政治的三個新興領域：全球公共問題、經濟全球化和全球治理。雖然主權國家依然是世界政治的主要治理形式，但是越來越多的全球性問題已經超越了國界的限制，呼喚全球聯手共同應對挑戰。

    長期性的能源短缺與氣候變化的挑戰無法在國家之間切割，必須通過全球合作來實現消費和增長模式的轉變。金融危機源自美國，但其擴散的后果必須由世界各國共同承擔。索馬裡的海盜、中東南亞的恐怖主義威脅到每一個國家公民的安全。因此，在我們生活的這個被現代交通與信息技術壓縮地越來越小的空間裡——“地球村”——的游戲規則正在發生改變。

　　新規則下的競爭不再是你贏我輸的“零和博弈”，而是俱榮俱損的“共贏博弈”。不過，新規則並不意味著國家競爭的消失，恰恰相反，各個國家正在從各自的比較優勢出發爭奪新規則的制定權和主導權。這場剛剛拉開序幕競爭將在根本上塑造21世紀的世界秩序。

金融危機和氣候危機將成2009年國際社會兩大挑戰

陳迎

　　氣候變化，2007年迅速竄紅成為國際政治關系中炙手可熱的“明星”。2008年盡管日本北海道八國集團峰會（G8）達成了2050年全球排放減半的長期目標，但在來勢洶洶的全球金融危機陰霾的籠罩下似乎收斂了一些光芒。

　　從巴厘島到哥本哈根，在波蘭名城波茲南舉辦的氣候公約第14次締約方會議（COP14），談判進展不盡如人意。歐盟、以美國為代表的“傘型”國家集團和代表發展中國家的77國集團（G77）加中國等各方，在全球應對氣候變化長期目標等共同願景，以及被稱為構建2012年后國際氣候制度的4塊基石，即減緩、適應、技術和資金等一系列關鍵議題上仍存在嚴重分歧，令未來談判前景堪憂。

　　美國新當選總統奧巴馬已承諾對美國氣候政策做出重大調整，使國際社會對美國新政府在氣候談判中的角色轉變充滿期待。但是面對全球金融危機和可能引起的全球經濟衰退，忙著救市的各國政治家們，到底會無暇顧及氣候變化，還是能將危機轉化為機遇，聯手應對金融和氣候兩大危機，將是2009年面臨的最大挑戰。

　　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在12日開幕的部長級會議上呼吁，解決金融危機需要龐大的開支來刺激經濟，但其中很大一部分應該投資於綠色的未來，應對氣候變化可以創造綠色就業和綠色經濟增長，無論對環境還是對經濟，都是正確的選擇。各國為應對金融危機頻出重拳不惜巨資，至少讓世人看到，當危機嚴重到帶來實實在在的威脅，政府至少是有能力做一些事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