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聯合國8次說“不” 

　　2月4日，聯合國安理會就敘利亞問題決議草案表決，中國和俄羅斯對決議草案投否決票，決議草案未通過。這一決定，引發了國際社會的爭議，出現了一些對中國投反對票的不理解之聲。歷史上，中國投過多少次反對票？其他四個常任理事國又是如何行使“反對票”這一神聖權力的？

　　時間倒回到去年3月17日，安理會就1973號決議進行表決，這一決議被西方視為武力干預利比亞局勢的“法律依據”。中俄投下棄權票，令決議通過成為可能，隨之而來的，是疾風驟雨般的利比亞戰事及卡扎菲政權倒台。

　　現在，巴沙爾政權面臨著卡扎菲政權類似困境，這一次，中俄為何集體說不？

　　敘利亞問題中國為何說不？

　　俄羅斯在敘利亞有重要的安全和經濟利益，且外交風格一貫硬朗，因而俄對決議的否決在人們意料之中。相比之下，中國與敘利亞的經貿及安全聯系不甚緊密，投否決票讓西方頗感意外。

　　對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劉為民表示，提案國在各方仍有嚴重分歧的情況下強行推動表決，無助於維護安理會的團結和權威，無助於問題的妥善解決。在敘利亞問題上，中方不是誰的庇護者，也不刻意反對誰，而是秉持客觀公正立場和負責任態度。

　　回溯一下去年的利比亞問題，我們或許可以管窺中國此次投反對票的動機。

　　從去年3月份開始，在西方的武力干預下，利比亞戰事持續了大半年，最終以卡扎菲政權倒台和卡扎菲殞命收場。這一結果無疑強化了西方對“新干涉主義”外交的信心，而中國向來反對這種以人權為借口強行推動別國政權更迭的做法，更擔心其走向模式化、程序化。盡管面臨西方的壓力與部分阿拉伯國家的不解，中國在安理會還是強硬說“不”，意在遏制利比亞戰爭以來西方“新干涉主義”外交繼續上升的勢頭。這也是中國以自己理解的方式對國際及地區和平與穩定做出的擔當。

　　並不為人們所熟知的是，自1971年中國恢復在聯合國合法席位以來，中國在安理會僅行使否決權8次，是五個常任理事國中唯一一個行使否決權為個位數的國家。

　　中國在1945年聯合國初創時即獲得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席位，這是世界對中國在二戰中所作出巨大犧牲和貢獻的認可。但1949年至1971年，中國的席位由台灣當局非法佔據。直到1971年，中國在安理會的合法席位才得以恢復，從那時起，否決權的行使集中反映了中國外交政策的變化。

　　8次否決反映中國外交政策變遷

　　通過對中國行使否決權記錄的梳理，可以看出，中國對否決權的使用經歷了以下幾個階段：

　　第一階段：1971年至1978年，改革開放前的中國外交。意識形態色彩濃重，反帝、反霸以及大力支持第三世界受壓迫國家是這一時期中國外交政策的主要特征。在這一階段，中國兩次行使否決權，一次為捍衛在第三次印巴戰爭中遭受慘敗的巴基斯坦領土主權完整，一次為保護巴勒斯坦的民族權利和部分阿拉伯國家的合法權益。兩次否決都體現了彼時中國外交所具有的強烈正義感和使命色彩。

　　第二階段：1978年至2000年，改革開放戰略確立與鞏固階段。國內建設與發展經濟成中國的第一要務，在此階段，外交集中精力為國內建設與發展服務。這一時期中國埋頭於自身的發展，特別是上世紀90年代初鄧小平提出“韜光養晦”的外交戰略后，中國外交的內傾性更趨明顯。中國在這一時期行使否決權的次數僅有兩次,都是因為提案所涉國與台灣保持“外交關系”，這說明在涉及事關中國領土、主權等核心國家利益的問題上，中國還是堅決地“有所作為”。

　　第三階段：2001年至今，隨著綜合國力的不斷提升，中國對國際和地區事務更為熱心、參與程度更高。在許多國際問題上，越來越敢於表達自己的意見。中國在安理會對否決權的運用更多考慮到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利益關系，甚至不惜得罪西方。這一時期，中國四次行使否決權，幫助緬甸、津巴布韋和敘利亞等國抵擋西方的施壓。在這四次投票中，俄羅斯也都投了否決票，安理會因此頗有中、俄與美、英、法分庭抗禮的態勢。作為戰略協作伙伴，中俄在安理會保持相似或一致立場，反映了兩國在地區及國際問題上的協調與合作日臻成熟，這也是近些年兩國對美國的戰略擠壓作出的自然反應。

　　照顧中小國家利益將成常態

　　從中國對否決權的行使可以看出，除為維護自身核心利益外，中國總是盡可能的照顧發展中國家和中小國家的利益。這一基本的投票取向在未來不會有太大改變。伴隨著各方面實力的增長，中國應做好准備承擔與自身實力相適應的國際責任，而對否決權更為合理的使用將是其中的重要內容。

　　中國副外長崔天凱此前說，中國的“投票態度並不取決於別人的態度，而是取決於我們的重大原則和利益。”他表示，中國始終認為，在國際關系當中不應動輒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也不應通過外來干預去改變一個國家的政權。這樣的原則立場符合國際社會整體利益，特別是廣大中小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利益。

　　這應該仍是未來中國行使否決權的指導思想。

　　（劉杰西 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