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消息：在歐美近代世上，戴高樂將軍是與羅斯福和邱吉爾齊名的西方杰出領導人、反法西斯的斗士﹔戴高樂在抵抗法西斯、解放祖國的斗爭中，不畏艱險，不懼壓力，領導法蘭西人們完成了解放國 土和民族統一的大業。1970年11月9日戴高樂逝世后，毛澤東主席在發給戴高樂夫人的唁電中，稱戴高樂為“反法西斯侵略和維護法蘭西民族獨立的不屈戰士”。

　　戴高樂逝世后安葬在家鄉科龍貝－雙教堂附近的一處墓地，將軍的墓位於一條小徑盡頭，是以石頭砌的，高出地面不到半尺，普通得讓瞻仰者難以尋覓。

　　已故著名《大公報》記者朱啟平1979年10月隨中國代表團訪問西歐四國，憑吊了戴高樂墓，撰寫了《偉大的平凡》一文，文筆優美，意義深遠，一時為人們所傳誦：

　　汽車停在從巴黎去科龍貝—雙教堂路上一家花店門前，我們下車選購了一盆潔白的菊花，捧上車，繼續這往返千裡的旅程。

　　車在田野間平坦的公路上疾駛。10月中旬的這一天，秋陽朗照，法國的農村，恬靜美麗。地裡庄稼已經收割，不時看見獵人攜槍漫步搜索，一條小狗前后歡奔。庄稼地裡和邊緣上的丘陵叢林中，不知哪裡會竄出一隻野兔來哩。

　　然而，我的思緒不太能夠使我欣賞田野風光。上了年紀、生於憂患的人，看見這種安適景象，反而容易勾起往事，產生對比。更何況我們此去是專程瞻仰戴高樂將軍的墓地。

　　初次知道戴高樂將軍的名字，早在抗戰時期，在四川重慶。那時我在報館工作，天天接觸到國內外戰局的發展。祖國半壁河山，淪於敵手，前方節節敗退，后方物價飛漲，謠傳蜂起，人心浮動。隻有西北、華北，人民抗戰的烽火遍地燃燒，越燒越旺，鼓舞全國人民打持久戰，爭取最后勝利。在歐洲，希特勒侵佔波蘭，在積極准備后，突然發動西線戰事，以強大的機械化部隊，繞過馬其諾防線，突入法國。法國軍方昏庸無能，指揮失當，兵敗如山倒。巴黎的政府驚惶失措，屈膝求和，在維琪成立貝當政府。半個法國被納粹佔領，另外半個被壓得透不過氣來。法國人民奮起反抗，其中突出的代表就是戴高樂。他當時不過是個陸軍部的副部長，毅然決然，挺身而出，高舉民族抗戰大旗，發動“自由法國”的抵抗運動。

　　這是戰火紛飛、風雨晦冥的日子啊！

　　車窗前，遠處是一座樹木蔥蘢的小山頭。翠綠之中，一個棕色的雙十字架高聳入雲，那是“自由法國”的徽號。戴高樂將軍之墓快到了。

　　司機沒有在小山腳下停車，而是繞向前去，直駛附近一個小村落，停在一座教堂前的小小空地上。教堂可能是上個世紀留下來的建筑物，屋頂牆壁，飽經風雨，有一點敗落景象。一道半圓形的短垣，拱繞著教堂。教堂周圍是一個個小小的墓地，埋葬著本村的人。墓，一個挨一個，稍稍隆起地面，是石頭砌的，上面豎著或者浮雕著一個十字架，墓碑上寫者死者的姓名。戴高樂將軍的墓在哪裡呢？我們捧著菊花，沿著墓叢中的小徑，緩步尋覓。

　　真使我驚呆了。戴高樂將軍的墓，就在小徑盡頭，也是以石頭砌的，高出地面不到半尺。墓呈長方形，中間有一道淺淺的分線，分線左側的石面上寫著：“安妮·戴高樂，1928——1948”。右側的石面上寫著：“夏爾·戴高樂，1890——1970”。墓首有一個以同樣的石頭琢成的十字架。父女二人的遺體，在這教堂的墳場上，真正是隻佔了一席之地，而且是在角落裡。墓前一個花瓶，插著雜色的花朵，大概是從本村中採擷來的。那白色稍帶灰色的墓石，是最普通的石頭，多半是用來鑲馬路邊的。就在這小小墳場中，有好幾個墓是大理石砌的。比將軍父女之墓，講究多了。

　　我默默站在墓前，低頭看那朴素、簡單到感人肺腑的墓石，思潮澎湃，隻覺得面前是一個新的境界：原來一個人的尊嚴、一個人的品德，是可以用這樣簡朴、平凡的安排來表達的!說驚呆了，是由於我對戴高樂將軍安葬的情況略有所知。他在1970年11月9日溘然長逝。噩耗傳出，全法國一片悲聲。將軍生前遺言葬在他女兒身邊。

　　女兒生來有病，20歲夭折，作為父親，是十分痛心的。將軍的葬禮儉朴，不吹號，也沒有樂隊奏哀樂，教堂舉行彌撒時，沒有講話。將軍的棺木，由一輛戰車運到教堂前，是本村青年抬往墓穴的。棺木是350法郎（當時約合63美元）買的。……我真沒有想到，將軍之薄葬，到了如此地步。但是，法國人民深深銘記著將軍對法蘭西民族的豐功偉績。就在科龍貝——雙教堂舉行葬禮的同時，巴黎50多萬群眾冒著秋雨，自發涌上街頭，在雄壯的《馬賽曲》樂聲中，邁著沉重的步伐，匯集到愛麗舍田園大街近旁的凱旋門廣場，表示深切的哀悼。

　　教堂周圍是幾十戶人家的村落，古樹舊屋，沒有任何修飾。這地方，離開最近的火車站有十多公裡，也沒有直達這裡的公共汽車。誰要來，隻能開車。就在我們徘徊沉思的時候，一批又一批的法國人來到墓前，默默注視著墓石，沒有人談笑，說話聲音都低低的，生怕驚動了父女的安眠。這時還開來了兩輛大旅游車，那顯然是外國的游客。他們走路，腳步也特別輕。

　　離開墓地，我們駛往小山之麓，登上山頂。那雙十字架，立在一片草坪上，由許多石塊壘成，護以鋼筋，有十多層樓高，拔地而起，直指青天，昂然獨立，睥睨四野。周圍林木森森，縱目遠眺，田野和森林，交織著伸向天際。這當然是為紀念戴高樂將軍而立的，然而代表了國家的尊嚴，民族的光榮。

　　戴高樂將軍是第五共和國的創始人。他為法國政治帶來了穩定。政治上的穩定導致了經濟上的發展。他排除萬難，結束了對阿爾及利亞的戰爭。他本人的政治生活是波濤起伏的，最后一次參加公民投票后，就不當總統了，退居科龍貝—雙教堂。政府按規定對退職總統提供的費用，他分文不要﹔政府給他的宅邸，他拒絕遷居﹔他靠自己的稿費度日，還為了紀念夭折的女兒，把自己大部分的錢捐做兒童保健基金。他逝世后，戴高樂夫人住進天主教基金會辦的養老院，不要政府津貼，不要兒女供養（除早亡的女兒外，戴高樂夫婦還有一子一女），不與外界往來。她已79歲高齡。當我們離開巴黎時，她因病入醫院，旋即去世。

　　“每當歷史最惡劣的時候，我的義務就是把法國的責任擔當起來。”這是戴高樂將軍的名言。他的一生，實踐了自己的諾言。然而他還是一個能上能下的人，一個嚴格按照國家憲法辦事的人，一個不要特權的人，一個要把自己放在和人民平等地位的人。作為一個資產階級的杰出政治家、法蘭西民族的偉大戰士，他來得光明，去得清白，豐功偉績，皎皎晚節，永遠是法國的驕傲。

　　暮色蒼茫中，我們駛返巴黎。我們惦記著那盆潔白的菊花。在戴高樂將軍父女墓前，除了那一瓶，別的花是不讓放的。但是在他墓的斜對面，有一大如圓桌面的平台，上面放著幾塊戴高樂將軍的戰友和其他人送的大理石紀念牌。我們的菊花就放在一塊鐫有將軍姓名的石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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